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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墨镜。”卡利普说。
“这说明墨镜就像人一样，是在彼此的形象中创造出来的。把它交出来!”
卡利普摘下墨镜，递过去。老人略为检查了一下后，戴上墨镜，看起来就像耶拉在专栏中描写的五十位贝尤鲁传奇老大之一：那位和他的凯迪拉克一起消失的赌场兼妓院兼夜总会老板。他神秘地微微一笑，转头面对卡利普。
“难怪有人说，你应该偶尔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惟有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明白世界和人类的秘密。你猜出这是谁的话了吗?”
“乌申绪。”
“差得远了，”老人说，“他笨得要死，他是那些蠢蛋之一。你是在哪里听到他的名字的?”
“耶拉有一次告诉我，那是他用了很多年的化名之一。”
“这说明当一个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他不只会否认自己的过去和作品，还会宣称是另一个人。不过，我无法想像我们精明的耶拉先生会变得如此精神错乱。他一定有什么计谋，才会这样大剌剌地撒谎。乌申绪恰巧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有血有肉。他是一位军官，二十年前曾用信件轰炸过我们报社。我们好心地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了一两封他的信之后，没想到他竟跑到报社来，大摇大摆地好像他是这里的员工似的。然后，突然之间，他又不来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再也没有人看过他的踪影。就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又现身了，脑袋秃得像颗瓜。他说他是一个仰慕者，大老远来到报社只为见我一面。可悲的家伙，满口都是即将出现的预兆。”
“什么预兆?”
“少来了，你很清楚是什么预兆。难不成耶拉没向你透露过?时机已经成熟了，你要知道!一大堆什么预兆出现的屁话。就在外头大街上：审判之日、革命、东方的解放，诸如此类。”
“前几天耶拉跟我聊到你，也有关于那个主题。”
“他躲在哪里?”
“一时想不起来。”
“他们关在编辑室里密谈，”老专栏作家说，“要是你那耶拉大叔再不赶快交篇新作品来，他们就准备叫他滚蛋。告诉他是我说的：他们打算把第二页中他的版面给我，不过我会拒绝。”
“前几天耶拉提到你的名字，语气中充满了感情。他讲到关于你们两人在1960年代初期被牵扯上的军事政变。”
“谎话连篇。他背叛了政变，这是为什么他恨我、恨我们其他人的原因。”戴着墨镜的老专栏作家说，墨镜在他脸上丝毫没有不搭调，此刻他看起来更像个“大师”，而不是个贝尤鲁大哥。“他出卖了政变行动。当然，他不会告诉你事实如何，反而会宣称是自己把一切组织了起来。不过，老样子，你的耶拉叔叔总是等到每个人都已经相信事情会成功后，他才加入。在那之前，当安纳托利亚从南到北的读者群逐渐被组织起来时，当到处都在传递金字塔、宣礼塔、共济会的符号、独眼巨人、神秘罗盘、蜥蜴、塞尔柱圆顶的照片、做了标记的白俄罗斯纸钞、野狼的头等等时，耶拉却是在搜集读者的照片，像个小孩搜集电影明星照片似的。今天他发明了假人屋，明天他又开始滔滔不绝讲什么半夜的窄巷里有只‘眼睛’在窥视他。我们猜他大概是想加入我们，所以我们同意了。我们想他会利用自己的专栏为理念服务，说不定他还能吸引到一些官员，发挥一点吸引力!当时有许多狂热分子和游手好闲的人，像你的乌申绪那一类的人，而耶拉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紧箍住他们的脑袋。接着，他运用密码程序、文字游戏，与另一群可疑人士建立起联系。等玩够了这些联系之后，他便自认为取得了胜利，开始争夺革命结束后自己想要的内阁职位。为了增加谈判的本钱，他坚持说自己与许多人保持密切接触，比如托钵僧教派的余党、等待着救世主的群众，以及自称得到那些流亡葡萄牙或法国的奥斯曼王子们口信的人。他宣称收到一些神秘人士的来信，还保证要拿给我们看。他表示有多位帕夏和教长的继承人到他住处拜访，留给他写满秘密的手稿和遗嘱，甚至三更半夜会有奇特人物到报社来找他。这些人全是他捏造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企图戳破这家伙的谎言。他大放厥词，说自己已被内定担任革命结束后的外交部长职位，可是他连半句法文都不会讲。那段时间，他发表了一篇评论，内容是几则关于他证明了某位争议性传奇人物存在的故事，满纸荒唐，充满了先知、救世主、天启，最后总结出有一项阴谋正在酝酿，而它将会揭发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我坐下来，写了一篇专栏披露事实，内容引述了伊本·佐哈尼和波特佛里欧。好个孬种!他马上脱离我们，加入别的组织。传言指出他会在天黑后变妆易容，假扮成他编造的故事角色，以向他的新朋友们证明这些人物真的存在。有天晚上，他出现在贝尤鲁某家电影院门口，装扮得既像救世主又像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对着等看电影的群众布道，宣扬说全国人民都必须换上别的装束，过另一种生活：眼看美国电影已经变得和本国电影一样无药可救，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去模仿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出路。很明显地，他企图煽动看电影的群众反对叶西坎电影街上的电影制作人，从而跟随他的领导。那个时候，就和今天一样，等待救赎的，并不是只有耶拉在专栏里常常提到的‘悲惨的小布尔乔亚’——那些贫民窟里的居民，以及住在伊斯坦布尔暗巷里的破烂木头房子的人——而是土耳其全国上下全都在等待一个‘救主’的到来。人们也一如往常诚挚和乐观地相信着，倘若发生一场军事政变，想必面包将会便宜些；如果把罪人全送上绞架，那么通往乐园的大门就会开启。然而，多亏了耶拉先生对于支配群众的狂热和贪婪，不同派系的政变策划者彼此起了内讧，这场军事政变于是夭折。那天夜里动员的坦克车并没有驶向广播电台，反而调头返回了兵营。结论：你自己也看得出来，我们仍旧茫然不知下一步在哪儿。在欧洲人的羞辱下，我们只好设法偶尔投投票，这么一来我们才能面无愧色地告诉来访的外国记者，现在的我们就跟他们一样。但这也并不表示人民从此不再企盼救赎。我们的确另有出路。假使英国电视台当初没有找你的那个耶拉，而是希望和我聊聊的话，我可以告诉他们东方如何在未来千万年后依然幸福长存的秘诀。卡利普先生，孩子，你的堂哥耶拉是一个可悲的、有缺陷的人。为了要做自己，我们不需要像他那样，在衣柜里装满假发、假胡子、传统服饰和奇装异服。马哈茂德一世每天晚上都微服出巡，但猜猜看他穿些什么?他只是把苏丹的包头巾换成了毡帽，再拿一根拐杖，就这样!没有必要每天晚上花个把钟头化妆易容，穿上奇怪而俗丽的服装，或是乞丐的破衫。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一个零零散散拼凑的世界。在这个领域里，确实存在着另一个领域，但它并不是隐藏在表象和布景之后，像是西方世界那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拉开布幕，胜利地展现隐藏的真相。我们这个含蓄的宇宙无所不在，它没有中心，也没有标明在地图上。但那正是我们的奥秘，毕竟，要理解它是无比地困难。必须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问你，我们之中，能有几个具备真胆识的人，知道他们自己便是整个宇宙，而自己所寻找的谜就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整个宇宙便是正在寻找谜底的自我?只有当你有此等领悟后，才够资格变妆成另一个人。我和你那耶拉大叔惟一共同的情感在于：我和他一样都很怜悯我们可怜的电影明星，他们既不能做自己，也当不了别人。不仅如此，我更怜悯我们的国家，竟然去认同这些明星!土耳其原本可以得到救赎的，甚至全东方本来都可以。然而，是你那位大叔、你的堂哥耶拉，为了个人的私利把我们出卖了。如今，他被自己亲手造就的结果给吓坏了，躲起来，带着他的一柜子衣服。他干吗要躲起来?”
“你很清楚，”卡利普说，“街上平均每天发生十到十五起政治煽动的谋杀案。”
“那些不是政治煽动而是心灵促成的暗杀。此外，就算假苏菲教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假法西斯分子互相残杀，又关耶拉什么事?已经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了。他这样躲起来，等于是发出了死亡的邀请，引导我们相信他是一个重要到值得被暗杀的人物。在民主党的全盛时期，我们曾经有一位温和有礼、专写耸动故事的作家，后来过世了，他以前每天用化名写信给检察官，控告自己，为了让自己可以被起诉，而吸引大众注意。这还不够，他甚至还宣称写那些控诉状的人就是我们。你懂了吗?耶拉先生通过自己的记忆，窃取了自己的过去——他和这个国家惟一仅有的联系。难怪他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是他派我到这里来的，”卡利普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文章，“他请我帮他交新的专栏。”
“我们来看看。”
老专栏作家连墨镜都没有摘下就直接读起了三篇专栏，一旁的卡利普注意到桌上摊着一大本阿拉伯文书，是夏多布里帛的《墓中回忆录》。老作家朝一个刚从编辑办公室走出来的高个子挥挥手，召他过来。
“耶拉先生的新专栏，”他告诉对方，“老样子，就是喜欢出风头，老样子……”
“我们马上送去排版，”高个子说，“我们才在考虑要重登一篇旧文章。”
“往后一阵子都会由我来替他送新稿子。”卡利普说。
“搞失踪的用意何在?”高个子男人说，“这几天有一大堆人在找他。”
“显然，他们两个人夜里会假扮成别人出门。”老作家说，用鼻子指了指卡利普。等高个子男人微笑着离开后，他转身面对卡利普。“你将返回鬼影重重的街道，对不对?回到宣礼塔倾圮的清真寺、废墟、空屋、废弃的托钵僧修院，穿上奇装异服，戴上面具、这副墨镜，找寻肮脏的勾当、诡谲的秘密，在骗子和毒枭之中搜寻鬼魅，对吗?卡利普先生，孩子啊，自从我上次见到你后，你变了很多。你的脸色苍白，眼窝凹陷。你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伊斯坦布尔的夜晚无止无尽……罪恶的幽魂让人难以成眠……你说呢?”
“我只想拿回那副墨镜，先生，然后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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