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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卡利普一边说一边坐下来，“你用词不够精确。他们是见过我，没错，仅此而已。而且，今天我是另一个人。他们既不认识那天见到的人，也不认识今天站在他们眼前的我。我打赌他们看土耳其人都长得一样。”
“就算我们告诉他们，那天晚上见到的是另一个人，”易斯肯德说，“他们也一定会预期耶拉·撒力克应该年纪要大得多才对。”
“他们对耶拉了解多少?”卡利普说，“大概是某个人说，去采访一下那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一定能够替你的土耳其专题节目加分。于是他们把他的名字抄下来，说不定连他的年龄和他是干什么的都还搞不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笑声从拍摄历史片的角落传来。他们从沙发椅上扭过身子，转头张望。
“他们在笑什么?”卡利普问。
“不知道，没听见。”易斯肯德说，但脸上却带着微笑。
“我们没有人是自己。”卡利普低声耳语，仿佛在泄露一个秘密，“我们没有人可以。你难道不怀疑别人或许把你视为另一个人吗?你真的百分之百肯定你就是你吗?假使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真的百分之百确信，你所肯定的自己就是你吗?究竟这群人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在寻找的，难道不是某个背景特殊的外国人吗?然后利用他的故事，来感动那些吃完晚餐看电视的英国人，让他们为他的忧愁而苦恼，为他的悲伤而落泪?我就有这样的故事，可以满足节目的需求!甚至不用拍到我的脸。他们可以用灯光把我的脸弄暗。一位家喻户晓的神秘土耳其专栏作家——更别忘了我的回教徒身份，这是最有意思的重点——由于担心政府压迫、政治暗杀以及地下党派恐吓，决定以不暴露身份的方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这样不是更妙吗?”
“好吧。”易斯肯德说，“我打电话上楼通知一下，他们一定等很久了。”
卡利普望着交谊厅另一头的拍片现场。一个留胡子戴毡帽的奥斯曼帕夏，穿着一身笔挺的制服，上面缀满了闪亮的勋章、奖牌和饰带，正在对乖巧的女儿说话。女儿专心聆听着，但脸却没有正对她亲爱的父亲，而是对着忙碌的摄影机。饭店服务员和接待人员恭敬而沉默地在一旁注视。
“我们没有依靠，没有力量，没有希望!”帕夏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啊，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跟土耳其人为敌!天晓得，政府很可能也要被迫放弃这座堡垒了……”
“可是，最亲爱的父亲，想想我们依然拥有的……”女儿开口说话，她举起手里的书，目的是要让观众而不是她父亲看个清楚，但卡利普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书。当这一幕再重来一遍时，卡利普还是没看见书名，不过他看得出那并不是古兰经，这让他更好奇了。
过一会儿，易斯肯德领着他搭乘老旧的电梯进入二一二号房，他又感觉到那种想不起一个熟悉名字的挫折感。
他在贝尤鲁酒吧见过的三名英国记者全在房间里。两个男人手里拿着茴香酒，一边调整摄影机和灯，一边喝酒。女人正在阅读杂志，她抬起头来。
“我们的名记者，耶拉·撒力克，专栏作家，亲自来了。”易斯肯德用英文说，卡利普听来觉得颇为做作，他当下便把这句话在心中翻译成土耳其文。
“非常高兴见到你!”女人说。两个男人立刻异口同声地跟进，好像漫画里的双胞胎。“不过，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她说，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易斯肯德替卡利普翻译成土耳其文。
“在哪里?”卡利普对易斯肯德说。
易斯肯德接着用英文对女人复述道：“在哪里?”
“在那家酒吧。”女人回答。
“这些年来我没去过酒吧，而我近期内也不会想去。”卡利普语气很坚定。“事实上，我想我这辈子从没去过任何一家酒吧。我认为那一类的交际应酬，在那一种乌烟瘴气的地方，不仅危害我的心理健康，更破坏我写作所需的内在孤寂。对文学的热情占据了我生活的很大部分，而对政治谋杀与迫害的探究则花去了更惊人的时间，这两件事情让我得以长年远离堕落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相当清楚，全伊斯坦布尔乃至全国上下，有无数的同胞认为自己就是耶拉·撒力克，而他们也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自称为耶拉·撒力克。此外，有时夜里当我变装上街时，我会在一些贫民窟的小酒馆里，惊讶地撞见他们中某些人，窝藏在我们黑暗、不可解的生活某处，在谜的中心。我甚至与这些不快乐的人结交朋友，而他们能够身为‘我’的程度简直令我害怕。伊斯坦布尔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
趁易斯肯德翻译的时候，卡利普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金角湾和城市里的黯淡灯火。当初众人为谢里姆一世清真寺打灯照明，显然是为了增添其观光吸引力，然而，和过去一样，有人偷走了几盏灯，使得清真寺变成一堆诡异吓人的石头，看起来像是只剩下一颗牙的老头的黑洞般的嘴。一听完易斯肯德的翻译，女人立刻为自己的误会礼貌地道歉，她语中不失幽默地说，她把当天晚上另一个说故事的人，一个戴眼镜、身材高大的小说家，混淆为耶拉先生了，但她看起来并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似乎她决定把卡利普及这种奇怪的情况视为有趣的土耳其特例，拿出一种“我不懂但我尊重”的态度，像一个宽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做法。卡利普很快就对这位细腻的女人产生了好感，她颇具有运动员的精神，即使察觉手中的牌有异，也没有立刻喊停不玩。她是不是有点让人联想起如梦?
卡利普坐进一张背后打灯的椅子，由于旁边牵了麦克风和摄影机线，地上缠绕着一堆黑色电线，感觉有点像现代的电椅。他们发现他不自在，于是其中一个男人礼貌地笑了笑，拿一个杯子塞进卡利普手里，替他倒了点茴香酒加水。女人也带着同样的游戏态度——反正他们就是一直微笑——飞快地把一卷带子塞进放映机里，兴冲冲地按下播放键，一副偷看色情片的模样。转瞬间，他们过去八天所拍摄的土耳其风土民情便出现在小小的携带式屏幕上。众人安静地观看，仿佛在看一部色情片，带着一丝看热闹的心态，但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一个表演杂技的乞丐欢乐地展示他残废的双手与截肢的双腿；一场狂热的政治游行以及一个在游行过后发表演说的狂热领袖；两个老头子在玩西洋棋；酒馆与夜总会的景象；一个地毯商人夸耀自己的橱窗陈列；一群游牧民族骑着骆驼爬上山坡；一台蒸汽引擎火车头喷出浓浓的云雾；贫民窟里的孩童对着镜头猛挥手；蒙面妇女在蔬果店挑捡桔子；一个政治谋杀的牺牲者，以及他覆盖在报纸下的尸体；一个年老的门房用马车搬运一台大钢琴。
“我碰巧认识那位门房。”卡利普忽然开口，“就是他帮我们从‘城市之心’公寓搬到小巷里的住处。”
他们全都以又好玩又严肃的心情，看着老门房，而他也带着一模一样的好玩和严肃，一面微笑着，一面把载了钢琴的马车拉进一栋旧公寓大楼的前院。
“王子的钢琴回来了。”卡利普说。他不是很清楚自己是用谁的口气在说话，自己到底是谁，不过他很确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栋公寓大楼的土地上原本是间狩猎小屋，有一个王子曾经居住在那里。让我告诉你们王子的故事!”
他们很快把器材架设好。易斯肯德再次转述，著名的专栏作家将在此发表一段历史性的重要声明。女记者热情地对着观众为这段访谈开场，她巧妙地把接下来的谈话归入一个广泛的架构中，涵盖了从前的奥斯曼苏丹、土耳其地下共产党组织、阿塔图克不为人知的秘密遗物、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政治暗杀以及军事政变的危机。
“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住在这座城市里，他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卡利普开始叙述。随着故事的进展，他感觉到王子的怒火在自己体内燃烧，让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是谁呢?当他讲到王子的童年时，他察觉到自己的新身份是一个从前名叫卡利普的小男孩。当他谈到王子刻苦读书的过程时，他则变成了这些书本的作者。当他提到王子在小屋里度过的孤独岁月时，他又转变成为各种故事中的英雄。而当他描述王子向书记员口述内心想法时，他感觉自己就是那名学习王子思想的人。当他叙述王子的故事就好像在讲耶拉的那些故事时，他发现自己变成了耶拉某一则故事中的主角。当他揭开王子生平的最终结局时，他心想：“耶拉以前老是这么结尾。”因此开始气饭店房里的其他人竟然没能领悟。怒火增添了他讲话的说服力，几个英国人认真地听，仿佛听得懂土耳其文似的。等卡利普说完王子的生平之后，停都没停，他又把同一个故事重头再说一遍。“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住在这座城市里，他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他开始说，带着同样的自信。四个小时之后，他将回到“城市之心”公寓，回想起第一遍和第二遍之间的差异，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说第一遍时，耶拉还活着，说第二遍时，他已经倒卧在警察局正对面，阿拉丁商店旁边不远处，气绝身亡，尸体上面盖着报纸。他在第二次说的时候，加强了某些第一次没有留意的部分，而当他说第三遍时，他已经很明白每讲一遍他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人。“正如王子，我叙述也是为了成为我自己。”他很想这么说。他恨那些不准他做自己的人，深信生命和城市之谜惟有借着说故事才能解开，最终，体验着内心死亡和苍白的感觉，他结束了第三遍故事，屋里陷入彻底的安静。接着，英国记者和易斯肯德飞快地给卡利普一阵掌声，仿佛在精彩的演出结束后，观众发自内心地向大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