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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来说，直到星期天，我都不会打电话给你，”科因典狱长说，“但你可能会想知道……”为了隐私，他关上了办公室的门，“路希尔斯·杜弗里斯昨天晚上死了。”
我沉在典狱长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怎么会这样？”
“艾滋病并发肺炎。”
“薛知道吗？”
典狱长摇摇头：“我们认为，这事情实在发生得不是时候。”
他的意思是，薛已经因为用头撞墙而移至观察室，他们实在不想再给他另一个更沮丧的理由：“他可能会从其他人那儿听到消息。”
“没错，”科因说，“我无法阻止流言。”
我记得，记者曾大肆宣扬路希尔斯的痊愈。这会不会扭转大众意见，增强反对薛的声浪？如果他不是弥赛亚，那么，他只是个“杀人犯”。我抬头看着典狱长：“所以你请我来这里，是要我通知他这则坏消息？”
“布鲁小姐，是你打电话来的。我请你来，是要交给你这个。”他走到办公桌旁，拿出一只信封，“这和路希尔斯的个人物品摆在一起。”
马尼拉纸信封上，摇晃如蜘蛛爬行般的笔迹，注明了迈可神父和我的名字：“这是什么？”
“我没打开。”典狱长说。
我打开信封，把手伸进去。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看见了杂志上的绘画广告，每个细节都十分逼真。然而，仔细一看，我却发现这是一张卡纸，颜料不是油彩，看起来比较接近水彩。
那是一张拉斐尔《主显圣容》的复制画。我会知道这张画，是因为大学时选了一堂艺术史课。当时我曾幻想与那位授课的讲师坠入爱河——一个修长、贫血的男人，脸颊的颧骨仿佛滑雪坡，立体而有形。他总是一身黑衣，抽着印度丁香烟，在手背上抄写尼采的名言。尽管我不是真正在乎十六世纪的艺术，我还是选了这堂课，试图让他对我印象深刻。然后，我才发现他的同居恋人名叫亨利。
《主显圣容》被认为是拉斐尔的最后一幅画作。它起先是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一位学徒执笔完成。画作的上半部，是耶稣、摩西和先知伊莱贾浮在塔波尔山上方。画作的下半部，则是一桩奇迹，一位被附身的男孩等候被耶稣治愈，旁边有使徒和其他门徒。
路希尔斯的版本，和我在漆黑的圆形大教室看见的幻灯片如出一辙。我看得更仔细些，才发现，我的脸取代了摩西的脸，迈可神父则站在伊莱贾的位置。被附身的男孩——路希尔斯画了自己的肖像。穿着白袍的薛，则位于塔波尔山上方，仰望着天空。
我小心翼翼地把画塞回信封，看着典狱长。
“我想见我的委托人。”我开口。
薛走进会议室：“你拿到判决了吗？”
“还没，现在是周末。”我深呼吸一口气，“薛，我有坏消息要通知你。路希尔斯昨晚过世了。”
他脸上的光芒瞬间褪去：“路希尔斯？”
“我很抱歉。”
“他……身体变好了。”
“我猜，实际上并没有。他只是看起来好转而已。”我说，“我知道你以为自己帮了他。我知道你想帮他。但是，薛，你无能为力。当你遇见他的那一刻，他早已迈向死亡。”
“和我一样。”薛说。
仿佛有一只悲伤的手沉沉地压着他，让他弯曲身体，开始哭泣。这时，我感受到上帝给我的感动。投入其中之时，才会发现薛和世界上其他人之间的不同，并未比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来得深刻。也许我是卷发，并且能串连单字、结合成句。也许我并未被判杀人罪。但倘若有人告诉我，我在世上唯一真正的朋友撒手人寰，我也会悲伤地跪下来哭泣。
“薛。”我困惑地靠近他。为何找不到任何话语来安慰他？
“不要碰我。”薛咆哮，双眼带着野蛮的眼神。他一拳向我挥来，我于最后一刻闪开，他的拳头打入介于我们和监视警官之间的双层玻璃。“他不应该死。”薛大喊，狱服前方开始滴血，仿佛一股悔恨的痕迹。一小队警官冲进来救我和他，使劲地把他拖往医护室缝合伤口。证据在此——两方都需要的证据——薛并不是天下无敌。
有一年的初中健康课，老师谈到一件痛苦但明显的事实，我们中的某些人，并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发育得快。这堂课不是用来教我这种腰围比胸围还雄伟的人，或是雪莉·欧坦斯基，她的初潮刚好在六年级生全体集合时来临，那天她刚好穿了一条白裤子。“晚熟的人。”老师笑道。这个词听起来和我的姓氏非常相近，让我整星期都成了众人的笑柄。
我告诉我妈，自己得了腹股沟腺炎，整整三天拒绝下床，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棉被下，希望奇迹地能让人生往前跳跃十年或十五年，那样人生肯定会更愉快。
见完薛之后，我悲伤得试图做出相同的举动。如果判决下达时，我人在床上，是不是就表示，原告自动认输？
不过，我没有直接开车回家，而是朝相反方向驶去，转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入口。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斧头砍伤了，这肯定是一个需要医生急救的充分理由。但我怀疑，一位天才医生能否治愈一个方才见到光明却被重击的怀疑论者。我并不如自己以为的那样，可以不带一丝情感，与委托人保持距离。正如我告诉自己的，这和美国的死刑无关，也和我身为诉讼人的职业无关。这是一个曾经坐在我旁边的男人，一个我能认出气味的男人。我熟悉他砂纸般粗糙的声音，而他很快就要死了。我并不完全认识薛·布尔能，但并不意味着，在他离开世界之后，我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缺口。
“我需要见葛拉弗医生，”我向判断情况轻重与否的护士说，“我是他的……”
什么？
朋友？
女朋友？
仰慕者？
在护士拒绝我之前，我注意到克里斯蒂安和另一位医生正走向大厅。他发现我，然后——就在我犹豫是否该走向他时——走向我。“宝贝，怎么了？”
除了我爸以外，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为了这个理由和其他十来项原因，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克里斯蒂安把我拥入怀中。“跟我来。”他一说完，便牵着我的手，进入一间没有人的家属等候室。
“州长拒绝薛的缓刑，”我说，“薛最好的朋友过世了，而我是那位必须通知他的人。还有，克里斯蒂安，他就快死了，因为他不让我找出新证据来证明他是无辜的。”我推开他，用袖子擦眼睛，“我怎么办得到？我怎么让事情过去？”
“第一个死在我手术台上的病人，”克里斯蒂安说，“是一位七十六岁的老妇人。她在伦敦一家一流餐馆用完餐后，开始肚子痛。进手术室半个小时后，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最后回天乏术。”他抬头看我，“当我前往家属等候室去通知她先生时，他只是盯着我。我问他是否有问题，他说，自己带太太去晚餐，是为了庆祝两人的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克里斯蒂安摇摇头，“那天我在停尸间，坐在她遗体旁边一个晚上。很傻，我知道。但我认为，每个人的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夜晚，都不该独自度过。”
如果我先前没有被克里斯蒂安的魅力、俊俏的外表，或他称呼汽车后备箱为“行李放置处”、称呼车盖为“一顶帽子”的地方吸引，现在的我只会觉得感动不已。
“事情就是这样，”克里斯蒂安补充道，“不论你经历多少次，下一次也不会变得容易。我怀疑，你正在失去内在的某些相当重要的东西。”他牵起我的手，“让我担任处决时的出席医生。”
“你不行。”我脱口而出。杀人违反医生的宣誓。惩治机关通常会私底下联络医生，整个流程都列入机密。那些在薛一案开庭之前，和我一起研究行刑的医生的名字从未被提及，死亡证明书上也没有。
“这是我的决定。”克里斯蒂安说。
我感觉泪水即将决堤：“你愿意为薛这么做？”
他向前倾身，轻轻吻了我。“我愿意为你这么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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