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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十一年后</h3> <h4>路希尔斯</h4>
对薛·布尔能被带到我们这里之前究竟关在哪里，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知道他曾是康科德州立监狱的囚犯。记得判决下达那天，我正通过电视观看逐渐于内心褪去的外在世界：监狱外部粗糙不整的石碑，州立议会的金黄圆顶，以及那扇金属电线制成的普通大门。他的判决，直到数年前还都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本州已经很久没有死囚了，如今又要把这样的死囚关在哪里？
根据传闻，这所监狱确实有两间死囚房，就在我位于安全隔离设施I层的简陋居所附近。盖许·维泰勒——他总是抱怨一切，尽管没人注意聆听——告诉我们，死刑犯囚房曾经堆满了如今用作床垫的塑料薄板。我想了一下，薛来到这里后，那些额外的床垫会被拿去做些什么，反正肯定不会给我们用。
换牢房是家常便饭，目的是不让囚犯对某样事物过于依赖和习惯。在这里的十五年，我搬过八次家。当然，牢房看起来都差不多，不同的是邻居，那正是薛的到来会引起我们莫大兴趣的原因。
这非常稀罕。I层的六位囚犯各有特色，而一个人就能引起我们全体的好奇心，实在堪称奇迹。一号囚房住着恋童癖乔伊·克斯，是本集团地位最低的人；二号囚房住着卡洛威·李斯，是白人监狱帮会的正式成员；三号囚房是我，路希尔斯·杜弗里斯；四号和五号是空房，新来的肯定会被安置在其中一间。唯一的问题是，他会被排在我旁边，还是最后三间牢房旁边——那里分别住着泰瑟斯·凌岱尔、波基·西蒙和自称层老大的盖许。
尽管薛·布尔能是在六位穿戴头盔、面罩和防弹夹克的监管人员护卫下抵达的，大家依然走到了自己牢房的最前方。监管人员穿过淋浴间，被乔伊和卡洛威推来推去，随后在我前方停下脚步，这让我得以看得一清二楚。布尔能体型弱小，拥有一头刚修剪过的褐发，以及宛如加勒比海的双眼。我知道加勒比海，是因为我和亚当在那里一起度过了最后一次假期。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这样的双眼，毕竟，我不想每天照镜子时，都回忆起一个再也无法亲眼看见的地方。
然后，薛·布尔能转向我。
也许现在正是个告诉你们我长相如何的好时机。我的脸是监管人员不会正眼瞧我的原因，也是我时常宁可躲在这间牢房的原因。深红与深紫色的鳞状疮疤，从我的前额一直蔓延到下巴。
大多数人都对我望而却步。即使再有礼貌的人都一样，就像那位每个月来一次，带小册子给我们的八十岁传教士。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好像我比他印象中还要糟糕许多。然而，薛却正面迎向我的目光，对我点点头，仿佛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我听见隔壁牢房的门滑开又关闭，当薛把双手穿过活门，让手铐解开时，铁链叮当作响。监管人员一离开本区，盖许便立刻开始示威。“嘿，死刑犯。”他叫嚣。
薛·布尔能的牢房并未传出任何回答。
“嘿，当盖许跟你说话时，你就回答。”
“别闹他了，盖许。”我叹了口气，“给这位可怜人一点时间，让他明白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
“喔喔，死刑犯，你瞧瞧。”卡洛威说，“路希尔斯在跟你示好，还有他那命丧黄泉的前任男友。”
电视机打开的声音传来，薛一定插上了耳机，那是我们大家共同要求的必备品，这样就不用和其他人来一场音量大战。当我发现死刑犯和我们一样有权利在福利社买一台电视时，内心稍感吃惊。那肯定是一台真力时专门为州立监狱特制的十三英寸电视机，其内部装置和显像管以清晰的塑料外壳包装，这样监管人员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否试图取出部件用来制造武器。
正当卡洛威和盖许联合起来羞辱我时，我拉出自己的耳机，打开电视。现在是下午五点，我不想错过奥普拉的节目。当我试图转台时，电视机却没有任何动静。屏幕闪烁不止，似乎正重新设定第二十二台，看起来却像第三台和第五台，CNN和美食频道。
“嘿。”盖许开始猛敲房门，“喂，警官，频道挂了。这是我们的权利，你知道的……”
有时候耳机也不灵光。
我把音量转强，收看本地新闻台，那里播放着一则关于达特茅斯学院儿童医院募款的报道。画面上有小丑和气球，还有两位红袜队的球员在替人们签名。这时，镜头瞄准了一位小女孩，她拥有一头仿佛童话人物般的金发，还有一双半月形的蓝眼睛。人们喜欢拍摄这种让你情不自禁打开钱包的小孩。“克莱尔·尼尔森，”记者的旁白传来，“正在等待一颗心脏。”
真倒霉，我心想。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我摘下耳机。如果不能听奥普拉，我宁可什么都不听。
这碰巧让我听到了薛·布尔能抵达牢房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他说。然后频道恢复了正常。
现在你也许注意到，我比I层内绝大多数的白痴高等一些，因为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那是一桩激情犯罪，我的重点在激情，而法庭则看重犯罪。我问你，假设你生命中的挚爱找到他的新欢，某位比你年轻、清瘦，甚至更好看的人，你会怎么做？
讽刺的是，法院的杀人判决，怎么也比不上我在狱中所遭受到的蹂躏。上次的CD4免疫细胞检查是在六个月前，当时数值降低至每立方毫米血液中仅有二十五个。未感染艾滋病的正常人，该数值可高达一千甚至以上。病毒成了白细胞的一部分，当白细胞再生以抵抗感染时，病毒也会跟着再生。免疫系统的弱化使我更有可能生病，并发肺囊虫肺炎、住血原虫病以及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几率也跟着提高。医生都说我不会死于艾滋病，而是将死于肺炎、肺结核或脑部细菌感染。在我看来，这些病名只不过是语义上的差别。死亡就是死亡。
艺术是我的志向，现在则成为了消遣，毕竟在这种地方想获取所需材料，是一项莫大的挑战。以前的我偏好温莎牛顿的油彩、红貂毛刷和亚麻画布，而现在的我则使用任何能到手的东西。我让外甥们寄来他们画在厚纸板上的铅笔画，这样我可以擦掉图案重复使用纸张。我还会囤积能够制造颜料的食物。今晚，我埋首于亚当的肖像画，当然是凭着我仅存的回忆画的。我把苦心从彩虹水果糖上收集来的红颜料和少许牙膏在一只果汁饮料瓶盖内混合，并在第二只瓶盖内混合咖啡和一点水，最后将两者结合，化成最能匹配他肤色的色彩——一种发亮暗稠的糖蜜色。
我先用黑色描绘他的轮廓，宽阔的额头、强韧的下巴、鹰钩鼻。再用小棍子从《国家地理杂志》内一张煤矿场照片上刮下乌木色，加上少量洗发精制造一种白垩色颜料，再用一根尖端断裂的铅笔，将色彩转移到画布的替代品上。
我的天，他是如此的俊俏。
指针早已指过凌晨三点，但是老实说，我的睡眠并不长。当我好不容易睡着时，就又得起床上厕所。最近我吃得很少，以至于食物有如光速流窜过身体。我胃不舒服，头痛，口腔和喉咙的霉菌性炎症让吞咽变得更加困难。相对地，我利用失眠来刺激艺术创作。
今晚，我盗汗得很厉害，醒来时全身都湿透了。我换掉床单和衣服，不想再躺回床垫。我拿出我的画，开始重新创造亚当，却被其他挂在牢房墙壁上已完成的亚当肖像分心。亚当摆着以前来我教书的学院当艺术课模特儿时相同的动作；亚当早晨睁开眼睛时的脸庞；而回头看的那个姿势，和我枪杀他时一模一样。
“我必须这么做，”薛·布尔能说，“那是唯一的办法。”
今天下午他抵达I层后，就一直保持安静。我心想，现在这个时间，他能跟谁说话。然而，这层区域空荡荡的。他也许做了噩梦。“布尔能，”我小声地叫，“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