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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斯教授给汉尼拔写了张便条，他的字迹柔和圆润，在医生中并不常见。便条写道：汉尼拔，可否请你去一下桑德监狱，看看从犯人路易·费哈那里能争取到什么？
教授还附上了一份关于费哈刑期的简报，上面有一些此人的详细信息。费哈，里昂人，曾是一名维希小官员。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担任小协调员，之后因伪造和出售粮票被德军逮捕。战后，他被指控在战争期间犯有通敌罪，但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一家法国法院判定其在1949年至1950年间因个人恩怨杀害两名女性。按照判决，他将在三天之后被执行死刑。
桑德监狱位于巴黎的第十四区，离医学院不远。汉尼拔走了十五分钟便到了。
监狱的院子里，工人们弄来一大堆管子在修理排水沟。建国以来一直使用的断头处决场从1939年起就禁止公众参观了。门口的守卫看汉尼拔面熟，便没有拦他。签访客登记簿的时候，他看见这一页的上方赫然写着波皮尔督察的名字。
离主过道不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空房间，里面传来锤击的声音。路过的时候，汉尼拔看到了一张他认识的面孔。这个人是国家刽子手阿纳托尔·图尔诺，人称“巴黎先生”。他亲自将断头机从伊索尔墓地街的车库里搬过来，要装在监狱里。他正摆弄着刀架上的小轮子，一种叫做落锤的东西，可以防止刀在下落的过程中被卡住。
巴黎先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总会用一块布罩住断头机立柱的顶端，这样行刑时犯人就看不到刀了。人们因此对他赞扬有加。
路易·费哈关在桑德监狱1号楼的二层。他住的是死囚牢房，和其他牢房隔着条过道。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传出的嘈杂声向他的牢房涌来，其中既有低声的抱怨，又有哭号叫喊和金属撞击的声音。但他仍然能听见巴黎先生在楼下装断头机时砸锤子的声响。
路易·费哈是个身材细长的男人。他头发乌黑，脖子和后脑勺上的部分毛发最近剃掉了，只在头顶上留了些较长的头发，为的是砍头的时候好让巴黎先生的助手抓住，这比抓路易的两只小耳朵要方便得多。
费哈身穿连体内衣坐在自己的简易床上，手指揉擦着用链子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他的衬衣和裤子整齐地摆放在一把椅子上，就好像刚才坐在那里的人挥发了，只剩下衣服。在裤脚下面，并排放着一双鞋。斜铺在椅子上的衣服呈现出等待解剖的姿势。费哈听见汉尼拔走到了牢房外，但并没有抬头。
“路易·费哈先生，下午好。”汉尼拔说。
“费哈先生现在不在，”费哈说，“我可以代表他。你有什么事？”
汉尼拔没有把眼睛从费哈身上移开，用余光看到了椅子上的衣服。“我想请求他把尸体捐给医学院作科学研究。我们会对尸体给予极大的尊重。”
“反正不管怎样你们也会把他的尸体弄走。拖走吧。”
“未经他的允许我不能研究，也不会取走他的尸体，更不要说拖走了。”
“啊，我的委托人回来了。”费哈说着，转过身去和衣服小声地商量着什么，就好像衣服刚刚走进去坐在椅子上。他返回铁栏前。
“他想知道凭什么要把尸体给你。”
“他的亲属可以得到一万五千法郎。”
费哈转向衣服，接着又转回来对着汉尼拔。“费哈先生说，去他妈的我亲属，他们要是伸出手我就在上面拉屎。”费哈把声音压低。“请原谅刚才的粗话——他现在烦着呢。鉴于事情的严重性，我需要照搬他的原话。”
“我完全理解。”汉尼拔说。“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想用那笔钱干一件家人鄙视的事，那样他会感到满意吗……请问怎么称呼？”
“你可以叫我路易——费哈先生，我和他名字一样。不会的，我相信他是个固执的人。费哈先生有点儿游离于自己之外。他说他自我支配的力量非常有限。”
“我明白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那样的。”
“我实在看不出你是怎么明白的，你自己也不过就是个孩……不过就是个学生而已。”
“那么你可以帮我。每个医学院的学生都会以个人的名义写一封感谢信，感谢自己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捐赠人。你既然认识费哈先生，可不可以帮我写封感谢信呢？万一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就用得上了。”
费哈抹了把脸。他的手指似乎有两组指关节，因为它们几年前断过，之后被拙劣地接上了。
“除了费哈先生本人，谁会读这封信？”
“如果他愿意，信会张贴在学校里。所有的教职员都能看到，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有影响力的人。也可以把信投到《鸭鸣报》[1]上发表。”
“你想在信里写些什么？”
“我会赞扬他的无私。他为科学、为法国人民、为医学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将造福于下一代的孩子。”
“孩子就别管了。把孩子省略了吧。”
汉尼拔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了一个称呼语。“你觉得这样称呼他足够尊敬吗？”他把笔记本举高了，好让路易·费哈抬起头来看，这样更便于估计他脖子的长度。
脖子不算长。除非巴黎先生用力抓住他的头发，否则舌骨以下的部分恐怕所剩无几，对于颈前三角解剖来说没什么用处。
“我们不能不提他的爱国之心。”费哈说。“伟大的夏尔[2]在伦敦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是谁积极响应的？是街垒旁的费哈啊！法兰西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