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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周的印度之旅，不仅颠覆了我们所有对于印度的想象，也使我们习惯上通过新与旧、中与西比较而建立起来的近代历史观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我原来以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会使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更少阻力，实际的情形恰好相反。印度古老文明在近代的殖民史中几乎未受撼动。相比之下，中国倒是成了另一个极端的试验田——被深翻的泥土中已看不到什么杂草，似乎随时适合改种任何植物。作为一名旅游者，任何简单的印度观感，都必然涉及一系列“反与正”交织：比如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民主政治与政府效率，秩序与混乱，苦难与幸福，英语的普及与本土语言的混杂，随处可见的贫民窟与GDP的高速增长，等级制和底层的乐天知命，诸如此类。
对于印度，很难用好还是不好、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样的概念加以概括。一个小时之前的“是”，可以变为一个小时后的“非”，反之亦然。
举例来说，印度生活的慢节奏、印度人对于生活的幸福和满足感都曾让我们称羡不已。即便是在普通的印度人身上，你也很容易发现一种落拓不羁的美（姜杰女士将它称为混沌之美），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烦恼都与他们无关，无虑无忧，无欲无求，泛若不系之舟。可是这种落拓不羁亦会给我们小小的惩罚。从阿格拉返回新德里的途中，我们的旅游车无缘无故地停在了在乡村公路上，司机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对于司机去向的种种猜测事后都被证明是缺乏想象力的。当司机终于回到车上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他请教，他刚才去了哪里，司机微笑着道出原委：“我忽然想起来，有个朋友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我刚才探访他去了。”这位印度朋友也许并不缺乏时间观念（他毕竟没有彻底抛下我们不管），只是他对时间的理解和我们迥然不同。
不过，我们在离开印度的前夕，心情十分愉快。传说中的疟疾从未发生；印度的学者和作家朋友给予了我们尽可能周到的款待，他们的热情和诚挚让我们一直沉浸在浓郁的惜别之情中。印度古老文明的辉煌、印度山川风物的壮美也让我们难以忘怀。
可是，当我们通过海关，进入免税店购物的时候，却再次陷入了始料不及的窘境之中。我们被告知，免税店不能使用印度卢比，而只能用美元。在印度的商店里不能用印度货币购物，使我们略感意外，但我们并不在意，大不了费点周折再将卢比换成美元罢了。可是免税店的经理告诉我们，在候机大厅里并没有货币兑换处，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办票大厅去兑换。这也难不倒我们，我们的航班离起飞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有的是时间。不过，我们很快又被告知，若要返回办票大厅，必须征得机场警官的同意。我们一行人很快找到了那个警官，他在了解了我们的诉求之后，优雅地打起了电话，一连打了三四个电话，才召来了机场方面的负责人。此人既不热情，也不冷漠，她认真地打量了我们一会儿，示意我们跟她走。我们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满心以为她就要带我们去兑换美元了。可是这个人将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让我们在那儿等着，随后就永远地消失了。大约一个小时多之后，我们已经能够判断出，我们等待的那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印度籍的戈多，便派出西川前去交涉。
西川的交涉很快有了结果，一位手拿大哥大的工作人员再次示意我们跟她走。我们跟着她七拐八绕，最终抵达的地方却不是货币兑换处，而是中国航班的登机口。她意味深长地向我们微笑，示意我们即刻登机，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忧郁地意识到，由于卢比在北京不能自由兑换，我们早上特意兑换出来准备在机场购物的那些钱只能变成废纸了。翟永明和姜杰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她们倒不是舍不得手里的那点卢比，因为她们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爱印度，不愿意带着任何对印度的遗憾返回北京。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飞机滑向跑道准备起飞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位印度旅客开始用英语试探着跟我交谈。他是个商人，一头卷发，正准备去中国浙江的义乌批发货物。他问我对印度的印象如何，我说当然很不错。他问我去了那些地方，我一一作答。最后，我也和他说起了在机场换钱的经历……
“等等，”这位印度朋友忽然打断了我的话，“你手里有多少卢比？”
他随即打开了手里的计算器，以他的固执和善良让我去确认计算器上最近的外汇牌价，并随之掏出了大沓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