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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环境危机的解决离不开科学与技术，但从根本上说，环境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举例来说，通过技术手段的革新，垃圾处理的方式可以由掩埋变为焚烧，从而减少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但焚烧所产生的二恶英对大气的污染随之成了另一个问题。同样，水力发电对环境的污染，较之于火力发电可能要小很多，但江河截流所导致的生态、气候、移民问题同样严峻。核能发电也许是无污染的，但核废料又如何处理呢？乐观的科学主义者总是向我们许诺说，通过污水处理、垃圾发电，通过对风能、海洋温差和潮汐的利用，通过科技的进步，将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在内所有的环境问题，如果情形果然如此，也许《京都议定书》就没有必要签署，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也就没有必要为排放问题讨价还价、争吵不休了。
既然环境的污染和排放不可避免，那么由谁来承担污染和排放的后果，似乎是惟一的问题。我们生活于“同一个地球”的暧昧观念，不仅会激发起我们保护环境的意愿，也会极大地掩盖污染状况和后果的轻重缓急。发达国家或许可以通过转移污染物或直接将污染企业建在贫穷国家，从而将污染的代价最小化。那么在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污染转移（主要是向农村或偏远地区转移）也一直在进行。而这种转移所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土壤和水源的污染也许更为致命。广东、北京的一些地方最近几年连续发生的阻止建造垃圾焚烧厂的群体事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类问题的尖锐程度。尽管如此，我同样不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单纯的权利和道德问题。
某些发达国家向索马里海滩倾倒工业垃圾和核废料，但那里出产的优质金枪鱼，却是销往全世界的；在北美的一些物种保护示范区，尽管当局规定，在保护区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杜绝所有的污染源，但那里的动植物仍然在生病。因为它们对于高空中污染物的飘移和播撒毫无办法。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对海洋温度升高导致的后果忧心忡忡，也许不仅仅因为冰川的融化速度，还有海洋中蛰伏的有毒沼气。如果这种毒气大面积喷发，地球上只有很少的生物能够幸存。人类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是可以预见的灾难性后果置若罔闻，我们也许可以将它归结为人类的贪婪和惰性。可是这种贪婪和惰性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是人类的本性使然，还是一种“文化”的直接后果？
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环境保护的历史，即可看到，那种通过“狼来了”一类的危言耸听或道德批判，来唤醒我们的环保意识的做法，在今天已经效果有限。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并非不知道如今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我们可以一方面为环境污染义愤填膺，一方面根本不愿意为减少排放少开一天车。而像《2012》这样的电影，其隐含的道德悖论之一，是它在敞开了环境问题的最严重后果的同时，将这种后果作为大众娱乐的一部分，既消解了灾难，也从根本上混淆了所有的价值前提。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是国内外很多时尚杂志或生活杂志的时髦话题。它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大谈环境危机，一方面几乎是每隔一页就会有一幅巨大的汽车和奢侈品广告。它表面上是在提出问题，实际上是在掩盖甚至在加深环境危机。严格地说，导致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即内化于我们的欲望之中。或者说，它正是文化的隐秘特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