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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一</h2>
耿占春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到，我们对于叙事文学在二十世纪末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的描述，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错觉。他做出这样的暗示，并不是对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对文学的疏离和冷漠视而不见，对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及其影响力的缩减缺乏了解。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在发出小说死亡，文学日暮途穷一类的哀叹时，必然有着一个潜在的心理背景和比照尺度，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一尺度就是十九世纪的文学黄金时代。
这种比较虽然有着统计学上的、表面的合理性，但危险也同样存在。从时间上来说，欧洲小说除了十九世纪的辉煌之外，尚有十七、十八世纪相对的沉寂，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从空间上而言，欧洲之外还有非洲、印度、埃及、南美和中国。因此，叙事文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所造成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仅仅是一个特例，而且，这种繁荣主要指向文学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文学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种辉煌曾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它所留下的阴影就会浓重到怎样的程度。两者都被夸大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的事业。假如它是一个奇迹，也是个人用无数痛苦和梦想堆积起来的奇迹，假如文学是一个神祇，只有那些感觉到在世界的胸膛里始终有神秘事物敲击着的人们，才会感到亲切的共鸣。
在我的意识中，时代或地理因素从未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国度、种族，甚至是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亦不会成为阅读的取舍准则，只有个人的心灵在面临欢乐的歌唱，面临晦冥的颤栗才会带给我们长久的震撼，只有语言，让我们心怀希望和感激。
当我试着就二十世纪的小说创作写下一些浮光掠影式的感想时，我对于以下一些名字怀有敬意：卡夫卡、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博尔赫斯、雷蒙德·卡佛。他们所探索的不仅仅是未知世界，而且是未知世界的真理；不是了解，认知和记述，而是领悟和启示。中世纪有了但丁就有了一切，同样，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存在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挽回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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