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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写作起源于个人感受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起源于个人和他面对的世界所构成的紧张关系。在K的身上，这种紧张感始终没有得到缓解。当K第一次来到村里的时候，时间是晚上（后半夜），城堡在黑暗中即显示出了“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而在小说的最后，K的身影依然浸没在暗处：“台阶下有一扇小门……里面似乎又亮又暖和，接着房门就关上了。”
如果我们将K作为一个“黑暗的巡游者”，那么《城堡》似乎也可以被看成是卡夫卡对异化现实的一次检视。尽管他的敏锐的洞察力照亮了暗房的一个个局部，但通往获救的途径却恍惚未明。
由于卡夫卡小说强烈的荒诞色彩，他的写作不仅仅是对现实和历史一般文化状况的总结，它开向未来，是对一个远为深刻、复杂，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的直觉性寓言。这个世界，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我们一时还难以看到它的边际。
《城堡》和《美国》、《审判》一样，都没有结尾，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取决于卡夫卡文体的无限开放性——它使通常意义上的结尾显得没有必要。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卡夫卡对于个人与存在关系的和解抱有深刻的疑虑。
马克斯·布洛德曾经在《城堡》第一版的附注中谈到了卡夫卡没有最终采用的结尾：“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而死。村民们将围集在死者的床边，这时城堡当局传谕：虽然K提出在村中居住的要求缺乏合法的根据，但是考虑到其他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中居住和工作。”虽然这个结尾与《城堡》的讽喻特征相一致，但卡夫卡没有采用它也有着充足的理由。既然这个世界的崩溃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开始的，任何形式的外部和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受卡夫卡影响至深的法国小说家加缪，在其名著《西西弗斯神话》中所提出的个人与异化现实的和解之道，似乎在《城堡》中也呼之欲出，不过，在卡夫卡看来，K，或者西西弗斯并非完全是异化现实的对立面，同时也是异化了的现实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西西弗斯的胜利也只有在神话学中才能成立。
在这里，写作的意义被卡夫卡严格地限定在了记录的范围之内：用一只手挡住耀眼的光线，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检测黑暗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意味着检测光明和欢乐短缺到了什么程度，在普遍异化了的现实境况之中，个人只有通过充满警觉的洞察，复活心中被遮蔽的人的理想，获救才会成为可能。
实际上，正确的道路已经被指明。既然挣扎和获得宽恕的冲动仅仅是对异化现实的一次更彻底的臣服姿态。那么，终结意义上的“忍耐”就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既然语言作为文明的精华已经受到了“异化”的污染，希望的秘密也不能由语言所直接阐述。因此，对于卡夫卡来说，希望不在于K，不在于卡尔和弗丽达，而存在于他们的身后，不在黑暗的虚拟的对立面，而存在黑暗之中的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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