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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响，写的是“文革”里和“文革”之后三个女性的命运，外文版被翻译为《三姐妹》。我喜欢《玉秧》，它写了“一场灾难有多长”，——“文革”遗留的日常暴力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文革”期间的告密、揭发和惩罚如何延续，小说非常细致地展示了出来。
毕飞宇：我写《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后来“跑偏”了，写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跑偏”？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个人来讲也许更有意思。
张莉：小说换了走向，一定会有它的原动力。
毕飞宇：许多事情是要回过头来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更早，一些学者开始为“文革”唱赞歌，还有理由，比方说：“文革”期间没有现在这样的贫富差距，“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文革”期间农村的医疗卫生比现在要好。——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不能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为人类的人口问题做出了贡献？
张莉：所以，你想表达自己的看法？
毕飞宇：对。我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是我的发言稿，在许多问题上，我是一个渴望发言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知道用什么样的发言方式更适合我，我的不少小说就是这么产生的。刚才你谈到了《玉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玉秧》是我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虽然《玉秧》没有《玉米》那样的影响力，但是，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玉米》，甚至更重要。
张莉：《平原》写的是“文革”，在2005年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里面有个知识分子顾先生，他只会背“唯物论”，几乎被异化到完全没有日常生活能力。这是对“伤痕文学”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戏拟与反叛。你说过自己是“伤痕文学”的读者，但对它们不满意。
毕飞宇：我写《平原》已经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伤痕文学”作家处在完全不同的精神背景上。事实上，我说我对“伤痕文学”不满意，完全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从那儿经过，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话又要反过来说，如果我现在的声音和1978年是一样的，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悲剧。一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就是这样奇特，有时候，离得远了，你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晰。这不是我有异样的禀赋，我只想说，时间是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我们不能被它“过”了，我们得吃它。
从1978年起，我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阅读中国的当代文学，当然，附带着我还关注思想争鸣与历史研究，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三十多年的阅读、“吃”，我下不了《平原》这颗蛋。
张莉：你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这表明你是对“文革”念念不忘的作家，“带菌者依然存在”是你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吗？
毕飞宇：“文革”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事件，二、精神，这是一个常识。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事情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愿意说出来。一句话在牙齿的内口还是在牙齿的外口差别是极其巨大的，在外口，就是一句人话，在内口，顶多就是一个屁。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真相，所谓真相，它的前提就是“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是，真理也是这样，不能被言说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所以呢，我想说，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很可惜，我们太沉醉、太痴迷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个玄奥的东方美学，还有含英咀华的表情。对“文革”也是这样，我们只谈事件，不提精神。我在《平原》的结尾处安排了一个带菌者的角色，无非是想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事件结束了，精神却还在。
张莉：你喜欢使用“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进入日常生活，既幽默又讽刺。作为一位对语言敏感的作家，你不是无意识地使用。
毕飞宇：我当然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对语言没有敏感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说，《玉米》和《平原》里的那些语言，我并没有在写作之前就把它们预备好，这是真的。我经常说，写作是一个系统，你只有进入了那个系统你才可以工作。在《玉米》和《平原》里，我大量地使用了“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光线暗了，我们的瞳孔自然而然地就放大了。
张莉：“自然而然就放大了”正说明了你的“时刻准备着”吧，语言几乎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是形式也是内容。
毕飞宇：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你注意到没有，许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撇开善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语言大师。医生们常说，健康是“吃”出来的，我想说，思想是“读”出来、“听”出来的。“读”和“听”和语言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不是精神，但语言和精神有配套的关系，“文革”语言和“文革”精神是配套的，维多利亚语言和维多利亚时代是配套的。二次大战之后，德国为了重塑德国，他们在语言上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得很不够。
张莉：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毕飞宇：我们这个时代有粗鄙化的倾向，这个粗鄙化在语言上的体现尤为充分。
张莉：“粗鄙化倾向”——这真是小说家的感受力，我觉得可以充分地谈谈。
毕飞宇：我们都在说，我们处在一个价值的多元化的时代，很好听，是吧？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元”，本质上是我们什么都不相信，真是什么都不信。价值的基本价值就是信，它的使用价值也是信，不信是驴头，多元是马嘴，它们根本对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利己和可以利己的时代，而不是多元化时代。价值从一元走向多元，这个过程比我们想像的要艰难许多，没那么简单。
张莉：北岛曾经说：“我不相信”，不过，那不相信与现在的这个不相信不一样。
毕飞宇：不一样。北岛的时代是强迫人们“信”的时代，“大多数”其实是“被信”了，北岛说“我不相信”，那是惊天动地的。我们现在的“不信”是什么都不相信，为了安全，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作践我们自己，把自己弄成地上的一堆狗屎，这多安全呢，永远也摔不着。——粗鄙恶化倾向就是这么来的：我是狗屎，你能拿我奈何？这有意思么？没有。
张莉：你有篇文章说，因为有了手机，我们已经出现了一种“新语言”。我也有同感。
毕飞宇：是的，我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虽然我本人没有手机，可是，我熟悉手机的语言，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那样的语言，那种暧昧的、半真半假的、进退自如的、油腔滑调的语言，大部分是调情的。——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是调情，这里头也应该有真实的东西，表明你喜欢一个人。
张莉：手机语言和网络语言非常相近，人面对面的时候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但有“凭借”就不同了，所谓调情，玩笑和戏仿的东西可能居多。
毕飞宇：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两个人的话，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批判当年的俄罗斯用了一个狠刀刀的词，叫“粗鄙地享受”。我觉得“粗鄙地享受”很像我们的今天，我另外还引用了哈代的一个词，叫“很讲究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粗鄙地享受”做进一步的说明，我猜，与此相应的也许正是“蒙昧时代”。
张莉：你的意思是，手机帮助我们沟通，但也毁坏我们的人际伦理？
毕飞宇：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手机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一定的。我不喜欢的其实还是这样一种语言模式：赤裸又暧昧。为什么赤裸呢？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暧昧则是武器，满身都是迷你色。——这和我们的基本心境倒是很吻合，又赤裸又暧昧。说到价值，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坚守什么样的价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的气质：赤裸而又暧昧。
张莉：所以还是不用手机？
毕飞宇：我是宅男，没有必要把家里的电话线掐断了，然后再把电话拴在裤腰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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