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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都笑,只有罗海神情淡然地走到桌边坐下,自己盛了一碗豆浆,舀一大勺白糖进去,用调匙轻轻搅动。他今天在左边耳朵上加戴了一串耳环,银的,总共有四个,沿耳边阶梯状排列,转头时有轻微的叮咚声。头发刚刚洗过,柔软,顺滑,几络挑染的银白色发丝带着卡通人物的意味。他在脸上还使用了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护肤品,香气淡淡的,很好闻。
看着罗想农脸上的惊愕,罗卫星打岔说:“我在竹林里发现了好几个鸟窝。鸟儿太聪明了,它们把每个窝都搭在四根竹子中间,等边的四角形,有均衡之美。”
罗泊嘴里咬着油条,雀跃道:“我马上去看。”
玉儿告诫他:“别惊动了鸟。要是它们在孵窝,老鸟惊走了,小鸟就饿死了。”
罗泊马上转头问父亲:“你有没有看见筑窝的是什么鸟?喜鹊还是白头翁?不会是老鹰吧?”
喝豆浆的罗海瞥他一眼,不无揶揄:“鹰在竹林里搭窝?你见过?”
罗泊脸红起来,嘀咕:“人家不过是希望。”
罗江已经走进西头卧室,取出了他的专业相机,还特意套上一件迷彩色的摄影背心,把几个相机附件塞进衣服口袋:“我得去拍下那些鸟窝。”
罗泊跳起来欢呼:“带上我!”
罗江朝他一挥手,两个人一前一后急急地冲出院子。
罗卫星对罗想农笑一笑:“年轻人看什么都新鲜。也是啊,他们享受不到我们小时候爬树掏鸟窝的快乐了。还有,如果现在还有人掏鸟窝,那就是破坏环境,要受惩罚。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一个人从生到死,肯定要经过几个不同的适应过程。”
罗想农盯住他的脸,想:从昨晚到现在,他还没有提过母亲。他似乎在有意躲避有关遗嘱的事情。因为愧疚?因为母亲只把遗嘱留给了他,无意之中让他在这个家里形成了孤立?
母亲偏爱和信任罗卫星,她认为罗卫星能够忠诚地、确切无疑地执行她对自己的安排。只是母亲没有想到,罗卫星是一个绵软和退缩的人,日常生活中他连自己都安排不好,又如何能够妥贴地安排别人?
再一个可能:母亲不是没有想到,她是要用最后的姿态,重申她在心里的爱憎。
挺长的一段时间里,杨云不知道那个帮她倒汽油洗手的男人是谁。她不想打听。她每天早晨一溜小跑地穿过走廊钻进资料室,在里面一直呆到傍晚下班。除了局办秘书送来各种文件,吩咐她刻写、油印、装订,别人几乎跟她搭不上话。时常有局里的同事借故到资料室逗留,看报纸啦,抄资料啦,要几枚大头针啦,她满足他们的要求后,就躲进黑黑的油印间里,许久不出声音。
“我是个识相的人。”很多年后,杨云对两个儿子谈起当初的事情。“那些人是从部队里下来的,打过仗,有的还受过伤,他们有资格张扬。我的出身不好,只能夹着尾巴做事。我那年才二十岁,心境却老得像四十岁。”
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六十,鬓发花白,眼角和嘴边有深深的细纹,目光抬起来的时候,带着一种阅尽沧桑的自嘲。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她。
可是在她二十岁青春年华时,她是一只饱受惊吓的兔子,蜷着雪白的身体,缩在不让人看见的角落,惶惶不安地看向四周,时时担心自己会落入一张无边大网。
她害怕什么?什么都可以害怕。一个炸响的鞭炮会让她想起哥哥毙命时的枪声,一队匆匆奔过街角的身影会让她想起抄家的人群,邻居一个鄙夷的眼神令她打个冷战,同事的窃窃私语使得她浑身不安……就连农林局机关那条长长的、幽暗破落的走廊,都仿佛是通往无尽悲伤的窄门,她每天走在这里,心里想到的是黑暗,寒冷,鬼魂,坟墓,死。
她活着,为了守寡的母亲,而不是为了青春和希望。她早已经没有了希望。
不久,局里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肃整机关行政纪律。她惊讶地发现,坐在台上正中位置的男人,下巴刮得铁青,脸颊上有一个貌似酒窝的疤痕,中山装的风纪扣把脖子锁得严严实实,这个人曾经捉住她的手倒上汽油。
“他是谁?”她小声问身边的中年女会计。
会计转头看她,瞪着眼睛:“我的天,你来了半个月,连他都不认识?他是我们的头儿,局长,大名罗家园。”
“噢。”她说。
她那时丝毫不知道,局长屈尊为一个资料员洗手,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罗家园在台上说话,批评一些干部居功自傲,上班自由散漫,没事架着二郎腿喝茶看报,眼睛里从来没有工作,没有人民公仆该有的责任心。“别以为自己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就可以摆老资格,吃老本,不求上进。我告诉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样是坐流水席的,干得不好,请他下去,走人,给我去从基层做起!再不行,开除他的公职,回老家种地去!”他声音朗朗,言词铿锵,把台上台下说得鸦雀无声。
女会计在杨云身边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因为她前不久刚生下第四个孩子,工作时间常偷着溜回家喂奶。她担心局长会以此为由开了她的公职。
罗家园就在这个时候,话头一转,猝不及防地,说到了杨云!
他说:“我也要表扬我们局里新来的一些同志,他们有文化,有上进心,作风踏实,工作细致,给局里带来了好的风气。比如资料室的杨云同志……杨云你站起来!”
罗家园一连喊了两遍,杨云才意识到喊的是她。她惊慌失措地四面环顾,而后起立,差点儿带翻了屁股下面的凳子。
“你把手伸出来给大家看看……你们大家都看看她的手,人家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天天跟油墨打交道,这双手成了什么样?这就是不怕苦不怕脏的表现,是工作成绩!”
于是杨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一双手因为天天用汽油浸泡,用板刷搓洗,已经比从前粗糙了不知道多少。她奇怪两点,第一,每天下班都要对付手上的油墨,竟至于自己都麻木了,都没有发现一双手日积月累的变化;第二,罗家园跟她见面只有一次,如何知道她现在手的模样?莫非他这个人长着火眼金睛?
机关大会开过之后,第二天上午,罗家园亲自到资料室送一份需要刻印的文件。他把一双医用乳胶手套放在杨云的桌上:“以后再碰油印机,戴上这个。女孩子的手嫩,要爱惜。”
杨云低着头,说:“噢。”
可是她戴上之后,试了一次,觉得不行。捻动纸张要靠指尖的触感,隔了一层手套,纸就打滑,捉不住,工作效率大大降低。杨云把戴过的手套又脱下来,塞进抽屉。她心里想,可惜了这双手套,沾上油墨就不能再派别的用场了。
又过了几天,杨云下班回家,母亲迎上来,告诉她:“你们局长来过了。”
杨云愕然。她抬眼打量自己清寒简陋的家,两间从前是门房的屋子,漏风的瓦檐,倾斜的窗框,曾经铺过青砖而后又被撬走的泥土地面,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会不会笑话她?
母亲的第二句话让杨云更为吃惊:“罗局长是来提亲的,他想娶你。”
杨云像白痴一样望着母亲,半天都没有想得起来“娶”是个什么意思。
没有这么求婚的。她跟罗家园之间甚至没有交流过一句话。他们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出身,经历,思想,情感,完全地陌生。他们没有交流过眼神,没有触碰过身体,没有嗅到过对方皮肤上的气味,没有在一起笑过,哭过,心跳过。这不是杨云想像中的婚姻,更不是她朦胧憧憬过的爱情。
还有,这个人怎么这么古旧啊?他向杨云求婚,竟然绕过杨云自己,辗转找到她家里?新社会,共产党的干部,不知道“自由恋爱”是什么吗?
杨云大笑起来,弯腰,抖背,笑得站立不稳,仰倒在床上。只有在自己家里,她才敢如此放肆地大笑。
“娘啊,”她对惊慌失措的母亲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人家气势大,想说什么随口就一说,你可不能当真啊。”
母亲松口气:“我也寻思是这样。共产党的局长和你怎么搭得上伴儿?他今天头脑发昏,明天就会反悔,一定的。”
两个女人都没有政治眼光,想像不出来婚姻有可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变化。其实在那个时代,不独杨云幼稚,战争中走出来的罗家园同样幼稚,他还不明白在人类的社会构成中,婚姻等同于政治,他爱上了杨云的同时,就是他日后政治生命的终结。
一个愚蠢的错误。
所有的人吃过早饭之后,罗海开始慢吞吞地洗碗。他不情愿做这件事。他用两根手指拎住碗的边沿,举在水龙头下面冲,冲得碗壁没有一丝污垢时,才拿抹布马马虎虎在碗内转上一圈,完成最后的工序。罗想农眼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无节制地冲进水池,心里很是疼惜,好几次话头挂在嘴边,想委婉地提醒罗海一声:浪费水资源是一种犯罪。之所以最终没有说出来,是因为罗海的特殊身份:他不是罗卫星的亲生儿子。
玉儿站在院子里用手机跟她的经纪人通话,讨论一个国产服装品牌的平面广告拍摄问题。她把手机举在耳边,另一只手臂弯过来托着手肘,大幅度地摇头:“不,不,你不能就这么答应!”她咯咯地笑着,“我嘛,说实话我一点不喜欢那套服装,穿在身上很傻,太傻了!你或许应该找阿丽,她可能愿意……”
“砰”地一声响,罗海终于将一只碗失手滑落在水池中,碎成两半。
玉儿回头,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天哪!”马上她又对着手机解释:“不不,我不是说你,不是说我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