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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年多，我被放出来了。林副主席叛国的事已众所周知，连指导员也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我的罪名不成立了。我依然回到草原上，当一名羊倌。
我害怕见到乌仁哈沁，害怕她再次告密，又暗自希望见到她，但是她并没有再出现。我害怕所有的人，怕他们告密，因此不跟任何人接触。我也害怕羊群告密，时常会用套马杆痛打它们。害怕我的赤兔马告密，我用套马杆套住它的头，四面八方乱拽，威胁它：要是再敢当告密者，我就这样勒死它。
但是，他们搜集我的脑电波，勘察我的思想，甚至控制我的思想、我的身体，让我整日梦魇，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受迫害妄想症，那位年轻的军师应该接受治疗了。”司空炬心想。而王是非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知道，金属网是可以屏蔽电波的，于是找来各种金属丝，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在物理学上，这叫法拉第笼。草原上要找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因此，我的帽子也显得很是五彩斑斓：有铁丝、铜丝，有铅灰色也有亮橙色，有长有短。
不过，这顶帽子也并没能救我。他们的仪器功率太强大了，我依然时时刻刻感受到身体的异常和大脑的疼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能察觉到仪器勘察我脑电波时引起的一圈一圈的震荡。
我决定逃离。
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北，进入蒙古国境内，那算是真正的投敌叛国了；二是向南，到山西去拜母亲的坟。但到了蒙古国语言不通，如何谋生实在是个问题，我没有成算，最终还是决定向南，希望能通过这一次逃亡见到父亲，并且摆脱脑电波仪器对我的监视和控制。
我在中国地图上先研究了路线。从东乌旗贺斯格乌牧场到锡林郭勒盟驻地锡林浩特市，要两三百千米，再一路向南，经元上都遗址，从张家口进入河北，进入山西后，经五台山、娘子关，到达父亲下放所在地——山西省榆社县讲堂公社将军墓村，有三千里路。按平均每天走五十里的速度，得两个月。
为了这次出逃，我做了精心的准备，配备了军用水壶、手电筒以及防身用的杀羊尖刀。并拿出所有财产，跟牧民交换，弄了几十斤面粉，全部做成了馍。为了便于保存，这些馍都被烘烤得很干。出逃前的那个夜晚，我偷杀了一只自己看管的羊，饱餐了一顿。反正豁出去了。
当然，我没有忘记他们的脑电波监控仪。那顶金属丝编制的帽子屏蔽效果不好，我也找到了替代品——小土坯房里那口煮食的铁锅。我用两根鞋带，拴在锅耳朵上，再在自己的下巴上系紧。上路前，我对着夜空狂笑：这么厚的铁锅，看你们还能侦察我的脑电波吗？
“你成铁帽子王了。”司空炬开了个玩笑。
“那是真正的社会底层的贱民。”军师叹息了一声，“这副尊容，我后来读到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觉得像一个侠客。当时，心中也确有侠客的悲凉。要是碰上有人拦截我的话，那把杀羊尖刀真会捅下去。”
这模样上路，当然要避开世人，所以我时常昼伏夜行。即使白天要赶路，也尽可能小心，不让人发现。山坳、沟边都是我睡觉的地方，真正的地为床、天为被。好在那时是夏天，不然我已被冻死好几十回了。
无论如何，能够活着见到父亲都是一个奇迹。一路上，我挨过饿、生过病，甚至在内蒙和河北的交界处遇到过掉队的独狼。我拔出尖刀，瞪着血红的眼，跟它对峙。我甚至希望它扑上来：要是我杀了它，狼血、狼肉会给我充沛的体力，支撑我见到父亲；要是它杀了我，那也好，一了百了，再也不必害怕有人能监控我的脑电波了。
等我终于见到父亲时，他认不出我了。但我能认得出他，虽然他基本上变成了山西老农民的模样，但那双眼睛还没有变，依然有教授的智慧在里面闪烁。当父亲终于叫出我名字的时候，我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阶级斗争那根弦，在这里同样也绷着，但毕竟是在偏远山区，也许绷得没那么紧，跟边境上的内蒙古牧场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里是父亲的老家，乡民们还记得我爷爷当年的厚道。没人去告发我，这就是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吧。
我没有条件进精神病医院，但这样也好，真要留下了住精神病院的记录，我后来就不可能考上大学了。父亲用物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告诉我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脑电波监控仪的制造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真有这种仪器，也最多能监测到电压有多少伏特，电流有多少赫兹，而仅仅靠电压和电流就能搞懂人的思想，纯属妄想。
我并不相信父亲，但父亲坚决不允许我再把锅或者金属丝帽戴在头上，说不需要脑电波监控仪，这副打扮就会害死我俩。我听从了父亲的话，取下了铁锅，整天躲在屋里昏睡。不过，我始终保持着一份警惕，哪怕是在睡梦中。如果有人闯进屋里来抓我，我就抓起放在枕头下的尖刀，从木窗翻出去，逃进太行山中。
我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两三年的时间里，却也渐渐地不药而愈。父亲又说：“你还是把书本翻开，把高中学的那些知识拾起来吧，国家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的。纵观中国历史，总是乱治交替，而且周期都不长。也许你运气好，活得到治世来临的那一天。如果真有那天的话，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自己的运气。”
是的，我不能辜负自己的运气，不能辜负少年时代就具备的舍我其谁的豪气。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开始悄悄温习功课。
后来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了，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年父亲也平反了，回到了北京，补发了工资。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89年我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既然了无牵挂，我干脆就留在了美国。
这就是我的故事。
“乌仁哈沁呢？”司空炬问道。
“她死了。”军师面无表情，“大学毕业后，我回过一次东乌旗斯格乌拉牧场，打听到她的情况。当时中国跟北方的苏联、蒙古国关系都非常紧张，因为她家是牧主成分，不适于再住在边境，被命令举家向南迁往巴彦淖尔。我进监狱不久，她家就在被监视的状态下搬迁了。那个时候，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
“迁过去没多久，哈沁就临产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生下孩子，结果难产而死。1985年，我去过巴彦淖尔，在她的坟墓上痛哭一场，烧焚了她留给我的所有信物——除了你看到的这把马头琴。
“我前半生受苦太多，却有一个女人背负起了我所有的苦难。我后来没有结交过其他女人，是因为我有一个可笑的理论，我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善良才是最大的性感。对于哈沁，我造孽太深，一切是非都是因我而起。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王是非。
“我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些，现在，该你来说说你对这轮融资的想法了。”
“可……可……可是，你的悲剧都是时代造成的。”司空炬结结巴巴地说道，“现在，整个社会通过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解放，民主、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那样的悲剧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你错了，造成悲剧的不是时代。”
“那是什么？”司空炬不解地问道。
“是人，是人心。”军师道，“其实，人心的邪恶就是一堆待燃的干草，只等人来点燃。
“我知道，你希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读心平台，这会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已经把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了，它让这个世界变得飞快，让这个世界在20年走完了200年的路。关于慢的一切审美意趣，都被它破坏殆尽。它杀死了纸媒，杀死了出版，杀死了实体商铺，本身却几无建设，你说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司空炬摇摇头。
“因为贪婪。这是人的本性。”王是非道，“你要搞的东西是什么？心电感应？我帮你取个名字，人联网，对吗？它只可能比互联网的破坏性更大。而且大得多，其破坏性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
“可是，我们的一切构想都是从建设性出发的。”
“建设性？”王是非哈哈大笑，“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当人的大脑都借助你的读心术连通之后，你考没考虑过，如何建立防护体系？如果没有防护体系，那是否就会像互联网上的裸机一样，在连通几分钟之后就会因病毒入侵而当机。可是你要明白，这是人脑而不是电脑。人脑的当机意味着什么？一个字：死！”
司空炬没再申辩，他知道，就这个问题再说一句都是多余的：“前辈远离尘嚣这么多年，看问题却这么透彻，真是难得。”
“我只不过很少再管那些具体事务了。要说远离尘嚣，倒也不尽然。虽然我住的地方不通车，但偶尔还是会坐直升机到洛杉矶的中国剧院去看场新上映的电影。”王是非道，“说到底，我依旧是一个脱离不了红尘的大俗人。”
送司空炬上直升机时，王是非跟他交换了联系方式，说了一句带有安慰性质的告别语：“以后你再到洛杉矶，我请你到中国剧院看电影。”在舱门要关上的瞬间，又补充道，“上帝为什么要拆毁巴别塔？想一想。”透过玻璃，司空炬看到，王是非正用右手食指在点着自己的脑袋。
B轮融资失败，对司空炬来说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在洛杉矶登上直飞蜀都的航班前夕，他接到桑中平的电话：陈亦然携带读心机的核心技术资料失踪了。
在候机大厅，司空炬死盯着手提电脑摊开的屏幕，长时间一动不动，像死去一般。屏幕上的那几行字，是他刚刚敲上去的，内容如下：
读心第二定律
无障碍的读心，是灾难性的。就像互联网上的电脑，若无防护程序，将很快因病毒入侵而瘫痪。故人心不可窥测，人性不可考验。
——王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