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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非，本名王亚非，1954年生于中国北京市。1970年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9年来到美国，在洛杉矶创立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高科技领域，后来发展为著名的Goopple风投。
王是非实在是太低调、太神秘了，司空炬竭尽全力，发动移民来洛杉矶多年的同学打探到的信息也只有这么一点。
司空炬住在洛杉矶豪华的好莱坞罗斯福酒店，他选择的Cabana阳台泳池景观间设有迷你酒吧，并有带家具的私人阳台，在客厅里即可俯瞰游泳池和酒吧，每晚起价换成人民币高达3000元。不过，他却根本没有心思来享受这一切，更没有心思走出宾馆去逛一逛闻名天下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去位于比华利山庄中心、聚焦着大量精品专卖店的罗迪欧大道购物，去迪士尼公司建立的首个游乐园嬉戏。总之，这座美国第二大城市的繁华引不起他的兴趣。
司空炬坐在酒店房间内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从起床到上床。甚至，他的脚步都没有挪到过观景阳台上一步，以至于服务生专程来问过两次：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需要什么帮助？
对司空炬来说，这次海外融资事关重大。心通科技虽然得到了桑中平的资金支持，这笔钱用于科研开发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但要实现读心机的量产却远远不够。再则，自己和颜安格的那一段私情虽说尚不为桑中平所知，但毕竟心中有鬼。万一私情暴露，自己的处境将极为不利——如果有新的大股东加入，尴尬的情绪和潜在的危险都会减少很多。
待到第五天，上次那个金发帅哥梅西到好莱坞罗斯福酒店来拜访司空炬。
“被否决了，是吗？”司空炬眼皮都没抬，无精打采地对梅西说。
“我带来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军师要单独和你面谈。”梅西脸上带着夸张的表情，“我到Goopple已经七年了，负责董事局的联络工作，连军师的面都没有见过。他要见融资人的事，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半个小时后，在梅西的陪伴下，司空炬登上了去见王是非的直升机。在市区上空飞行了二十多分钟后，直升机进入山区。望下去，大海在左侧，而飞机一直侧着沿着青黑色的山脊飞行，青黑色之间偶尔可见珍珠般的湖泊和银带般的河流。
大约飞了一个小时，直升机降落在森林间的一块空地上，司空炬这才发现，在飞机上看到的青黑色，都是由松树构成的森林。“这些都是狐尾松，因约国家森林最出名的树木。”梅西说，“这片森林里，有一棵世界上最古老的树，将近五千岁了。”
“五千岁？”司空炬呵呵地笑了，“不太可能吧。”
“真的。”梅西一脸认真，“这棵树叫玛士撒拉，取自《圣经》中一位长寿者的名字。据说埃及修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它已经有一百多岁了。”
“中国也有一棵这样的树。”司空炬脸露嘲讽之色，“有一年，在西安一家庙宇，陪同我的当地官员说那棵树有五千岁了。我问他怎么得知的树龄，他说：这棵树是中国人的祖先黄帝植下的，黄帝有五千岁了，所以这棵树也有五千年了。不过，从官员嘴里出来的数字，老百姓称为‘神仙数字’，意思是不可靠，这个俗语就跟你们西方的‘马可百万’一个含义。”
梅西也不争辩，只是做了个鬼脸，问跟随他们一起下直升机的黑人飞行员：“房子在哪里？”
随着黑人努嘴的方向，司空炬看到，数百米之外，如茵草地上有一个亮晶晶的小湖，似乎是广不可测的黑青色松树林流下的一滴眼泪，湖水背后粗大高耸的狐尾松之间，一栋白红相间的小洋楼影影绰绰。
梅西拨了一个电话之后，三人朝洋楼走去。五分钟后来到楼前，一位东方人面孔、穿着亚麻布对襟衫的老者已在此等候。只见他面容清癯，须发皆白，脸上露出笑容，目光却锋利得像刀一样，让司空炬不由得心头一凛。这就是王是非了。
将三人带入楼内，老者便将梅西和黑人飞行员交给一名胖胖的女佣，吩咐带他们去影音室享用饮料。那名白种女人恭敬地答道：“是，军师。”连女佣都这样称呼，司空炬不禁大吃一惊。
司空炬跟着王是非走进会客厅，四下环视，发现里面都是纯中式家具——共有八张太师椅，一边四张，上有丝绸靠垫；椅子之间的茶几上摆着兰花，共六盆，也是一边三盆；巨大的案桌上放着笔架、砚台等文房四宝，摊开的宣纸上写着《庄子·知北游》里的句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字还是湿的，书被催成墨未浓；窗边的书架上，没有什么珍本、善本等线装书，只放着一套书，目测有六七十本，司空炬不用细看就知道，那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绿皮《二十四史》。
会客厅中堂挂着一幅四尺宣的中国画，画的是三峡烟雨。前景两江汇合，江面宽阔，白帆点点；背景山形奇崛，烟雾缭绕，气势非凡；画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正中略偏左处，巨大的山体有一整面向里凹了进去，像一张拉足了的弓，而那面山体上寸草不生，乱石滚滚，明显是滑坡后的遗迹。因为这幅画跟以前见到过的都不一样，司空炬不由得看了一眼落款，只见上面写着：“丁亥年何建军作于旧金山都板街世界画廊。”心中粗粗一算：2007年，也差不多是十来年前了。
房间中唯一有些不协调的，是三峡烟雨图对面空墙上，那把孤零零的马头琴。
“王先生离国多年，还是未忘故土。”司空炬道。
“在洛杉矶住了快三十年，生活方式早就美国化了，但思维方式变不了。这个会客厅，也是这套房子里唯一按照中国古典方式布置的房间。我老了，没什么事干，除了睡觉，一天倒是有一大半时间待在这里。”王是非呵呵一笑，“对了，不用那么客气称呼我王先生，叫我军师就可以了，这是我在内蒙古插队时的绰号。在这边，人们也这样叫我。”军师叹息了一声，“四十多年了啊。我今天请你到这里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当年插队当知青的事，不知司空博士有没有兴趣听？”
说实在的，司空炬此时心里只想知道融资到底有没有着落，对于王是非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兴趣，更何况四十多年前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不过，现在是有求于人，也不得不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还是从“军师”这个绰号说起吧。
我还在北京上中学时，就喜欢中国古代军事史，倾慕卫青、霍去病等追匈奴至漠北的大英雄，也崇拜游牧民族里有经略大志的苻坚和战神慕容垂等。《三国演义》里面的兵家诡计和战例我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又托同学搞来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鬼谷子》等兵法书，一有时间就阅读、揣摩。“军师”的绰号，就是中学同学起的。
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文革”中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20世纪60年代末又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山西农村，连户口都注销了。幸好我那时已经读高一，能够一个人生活了。
1970年，我高中毕业，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当兵也无门。作为一个资深“狗崽子”，插队当知青是唯一出路。我选择了去内蒙古。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悲哀，甚至有些窃喜。一是因为在北京饱受歧视，也没什么意思；二是我插队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有个“兵”字，好歹是个半军事化单位，也许能实现我跃马提枪的理想。
就这样，我和四千多名北京学生一道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成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三团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贺斯格乌拉牧场的一名羊倌。
同来的很多同学都悄悄抹泪，而我最初的日子却是快乐的，因为学会了骑马。我骑在那匹高大威武的枣红马身上，手持套马杆，把自己想象成骑在赤兔上的三国吕布。我有时突入羊群之中，将套马杆乱舞一气，眼前幻化出“三英战吕布”的场面。跟《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我这个吕布总是大胜而归。
有时，我还会骑在我的赤兔身上，用套马杆将羊群分成两队，教它们行兵布阵，驱赶一群羊向另一群羊进攻。我有时高兴得哈哈大笑，有时也为羊们不懂兵法，不听指挥，而只是四处乱窜，咩咩乱叫而气恼。很多同学不适应大草原上的孤独，于我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羊们不会歧视我，也没有人发现我的胡闹。
来内蒙古没多久，我认识了乌仁哈沁。她是一个牧主的女儿，同样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所以说我们的交往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因素。乌仁哈沁健康、丰满，骑在马上飒爽英姿，有着完全不同于汉族女子的风韵。我一有机会就去找她，陪她放牧，就这样慢慢亲密起来。乌仁哈沁，在蒙语里是鸳鸯的意思，我们也真像一对鸳鸯，一有机会就待在一起。我俩躲在蒙古包后面亲吻，在一望无际、了无人烟的草地上拥抱、打滚，在水汽升腾的地上疯狂做爱，把大簇大簇人一般高的鲜花压得七零八落，许下非汝不娶、非君不嫁的盟誓。
乌仁哈沁说喜欢我的知书识礼。躺在草原上，我给她讲蒙古族和汉族的历史故事，读书给她听。我从北京带来了一只单簧管，也时常吹给她听。我最喜欢吹的一首歌是斯蒂芬·柯林斯的《故乡的亲人》。
沿着那亲爱的斯瓦尼河畔，千里迢迢，在那里有我故乡的亲人，我终日在想念……
我高中时物理成绩很好，动手能力也不错。利用赶集的日子，我到公社和东乌旗买齐了东西，自己装了一部晶体管收音机。我时常带着收音机去找乌仁哈沁，和她一起听各种电台播放的歌曲，也听新闻——苏联和蒙古国的汉语节目，也有中国台湾的广播。我告诉乌仁哈沁，林彪背叛毛主席，出逃苏联，在温都尔汗摔死了，那地方离我们五十三团并不远，只有几百千米。乌仁哈沁吓得瑟瑟发抖，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却仰天大笑，豪气冲天。
有一天，我被告发了，罪名是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林副统帅——那时，林彪飞机坠毁的事国内还没有公布，大家都以为他依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于是，收音机被缴获，我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被关在连部的小黑屋里半个月才被放出来。但是，我并不在意，因为我有乌仁哈沁，有她给我送饭。我甚至没有想过，是谁去告的密。那时的我，就是那样没心没肺，睥睨生活中的艰难和危险，只沉浸在乌仁哈沁带给我的爱情和肉体欢娱中。
这段快乐时光的结束，起于我接到的一封电报。电报说我的母亲在山西乡下去世，父亲也病得厉害，希望能见我一面。我把这件事告诉乌仁哈沁，她抓着我的手哭了，说害怕我去了再也不回来。我说，因为有她在我一定会回来，更何况天下虽大，草原之外哪里还有我的容身处？
劝通了乌仁哈沁，我拿着电报去找连队指导员请假，却被拒绝了，因为我依然是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属于被管制的对象，只有劳动改造的义务而没有探亲的权利。
我熟读《孙膑兵法》，知道孙膑靠装疯而躲避庞涓迫害的故事，决定效仿他。于是我开始装疯，吃牛屎给人看。我没有告诉乌仁哈沁实情，以保守秘密。为了演得更逼真，我把乌仁哈沁家的蒙古包砍坏，甚至不顾她的眼泪，用拳头击打她。装疯装得最厉害的一次，我拿着斧头在连队追杀指导员。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那是1971年的夏天，连指导员穿着一件白衬衣，他跑的时候，没扣纽扣的衬衫被风吹起，我看准了，一斧头劈下去，将衬衣的背部从背心处到下摆划为两截。
我因疯狂报复革命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老账、新账一起算，关进了东乌旗的监狱。这一次，我是真的害怕了，在监狱被打得豪气全无，只想活着出去，好到母亲的坟上祭拜，去见父亲一面。乌仁哈沁也没再给我送饭，甚至连面也没有露。
在恐惧之中，我开始回想：收音机的事是谁告的密？我一个人住一间小土坯房，平时也没有别的知青来串门，要是有人告发我，最有可能的就是乌仁哈沁。
我想她，也恨她。随着在监狱里一天天关下去，仇恨超过了思念。
我再一次疯了，这一次不是装的，是真疯。整日里在牢房里号叫，像孙膑那样，把屎往自己的嘴巴里送。疯的时候，还少一些痛苦，清醒过来，我便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总觉得有人要告密、要害我。
我脑子里有那么多反动思想：思念自己的反动父母，这是划不清界限；想找出把母亲害死的凶手（如果有的话），这是疯狂反扑；迷恋和乌仁哈沁在草原上打滚的日子，这是生活腐化堕落；我甚至想到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地方看一看，到苏武牧羊的地方看一看，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更是里通外国——那两个地方现在分别在蒙古国和苏联；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过跨越边境线，跑到蒙古国和苏联去。
他们想害我！
是的，每个人都想害我，连里的、团里的、师里的人，还有乌仁哈沁！
他们用仪器探测我的大脑，搜寻我的脑电波，要找出我的反动思想！然后再枪毙我，置我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