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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我所害怕的日常生活怎么也没有开始的预兆。这是一种内乱，人们不考虑“明天”的程度比战争期间越来越甚了。
出借大学制服的高班同学从部队回来了，我把制服还给了他。于是我从回忆中，乃至从过去，短暂地陷入自由了似的错觉里。
妹妹死了。我知道自己是个也会流泪的人而获得某种轻浮的安心。园子和一个男子相亲，订了婚。我妹妹死后不久，园子就结婚了。我有一种可称之为“如释重负”的感觉吧。我自己欢欣雀跃，自负地认为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抛弃了她，这是当然的结果。
我长年的恶癖总是要牵强附会地把宿命强加于我的一切，当作我自身的意志，或者理性的胜利，乃至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妄自尊大。在我称之为理性的特质里，有一种不道德的感觉、一种凭冲动的偶然把他放在王位上的假僭主的感觉。这个活像驴的僭主，甚至不能预知愚蠢的专制必然招致应有的复仇。
我带着暧昧的乐观心情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的时光。泛泛地学习了法律、机械地走读、机械地回家……我什么也不去打听，什么也不想去倾听。我学会像年轻僧侣长于世故的微笑。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亡。我仿佛全然忘却了。那种天然的自然自杀——由于战争造成的死亡——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
只有真正的痛苦渐渐而来。那简直像肺结核，自己觉察到症状的时候，病情就已进入不易治愈的阶段。
一天，我站在书店的不断上新刊的书架前，取下一本装订粗陋的翻译本。是法国某作家饶舌的随笔。随意翻开一页，一行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按捺住不悦的不安情绪，把书合上，放回书架上。
翌日早晨，我忽然想起这件事，上学途中，顺路到了那家离大学正门不远的书店，把昨日那本书买了下来。开始上民法课时，我悄悄地拿出那本书放在翻开的笔记本旁，寻找昨日看到的那一行字。那一行字给我带来了比昨日更加明显的不安。
“……女子之所以拥有力量，只是取决于能够惩罚其情人的不幸程度。”
大学里，我有个亲密的伙伴。他是一家老字号点心铺的儿子。乍看他像个平庸无奇的勤奋学生，可是他对人和人生所流露出的“蔑视”的感想，以及极其接近我的虚弱的体格，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出于自我保护和虚张声势，养成了采取同样的犬儒派态度的习惯，他却与此相反，似乎有着最安全的自信的根基。我在寻思：这种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不久，他看透我是童贞，以一种压在我心头上似的自嘲和优越感，坦白了他出入花街柳巷的事情。然后引诱我说：
“假如你想去，给我挂个电话，我随时都可以陪你去。”
“唔。假如我想去的话……大概……快了。很快就会下决心了。”我答道。
他难为情似的抽动着鼻子。仿佛在说明：他完全懂得我此刻的心理状态，从我这里反过来影响着他，使他回忆起他自己处在恰似我此刻的同样状态时的羞愧心情。我感到焦灼。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焦灼，它似乎想把映在他眼帘里的我的状态，与现实的我的状态完全合一。
所谓洁癖这个玩意儿，就是欲望所命令的一种任性的行为。我本来的欲望，是一种隐秘性的欲望，它甚至不容许存在这样露骨的任性的行为。尽管如此，我的假想的欲望——也就是对女子的一种单纯而抽象的好奇心——大概被赋予一种连任性的余地都没有的冷淡的自由。因为好奇心是没有道德的。也许这就是人类可能拥有的最不道德的欲望。
我开始了可怜的秘密练习。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裸妇的照片，检验自己的欲望。——这是十分明白的事，我的欲望不加可否，没有反应。按惯例，恶习发作之际，我试图让自己首先适应没有浮现任何幻影，其次是心中浮现女人最猥亵的姿态。有时，这仿佛是成功了。而这种成功里包含着一种令人心碎似的扫兴。
我决定碰碰运气。我给他挂了个电话，让他星期日下午五点在一家咖啡店等候我。那是战争结束后第二个新年的元月中旬。
“终于下决心了吗？”——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好，就去。我一定陪你去。若是爽约，我可不饶你。”
——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萦回。我知道要对抗这种笑声，只有我那谁也没有察觉的痉挛的微笑。尽管如此，与其说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不如说是迷信。这是危险的迷信。只有虚荣心才冒这种危险。而我则有一种常见的虚荣心，也就是不愿意让人认为都二十三岁了还保持着童贞。
仔细想来，我下决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们彼此以探索对方的表情望了望对方，他也知道今天不论装作一本正经还是哈哈大笑，都会显得一样的滑稽，他那暧昧的嘴角频频吐出了香烟的烟雾。他对这商店的点心之差说了两三句无聊的话。我根本没有好好听。他这样说道：
“你也有思想准备吧。第一次把人带到这种地方，要么是一辈子的朋友，要么就是一辈子的仇敌，二者必居其一啊。”
“你别吓唬人。正如你见到的，我胆子小。说什么一辈子的仇敌，我可不是个相称的角色。”
“就你这种自知之明，我也深感佩服啊。”
我故意采取强硬的态度。
“这暂且不说吧。”他挂着一副司仪的表情，“咱们得找个地方喝它两盅。不喝点酒的话，对第一次的人有点困难。”
“不，我不想喝。”——我感到自己的脸颊一阵冰凉。“我去，可决不喝酒。这点胆量，我还是有的。”
然后我们乘昏暗的市营电车，再倒昏暗的私营电车，经过陌生的车站、陌生的街道，来到了挤满寒碜的简易木板房的一角，看见紫色的、红色的电灯把女人们的脸都照得像纸糊的东西。嫖客们踏着化了霜的湿漉漉的街道，发出了像是赤脚走路的声音，无言地从我身边擦过。我没有任何欲望。只有不安在催促着我，简直像催促着要点心的孩子一样。
“哪儿都行。我说去哪儿都行嘛。”
喂，喂，阿哥。……我真想摆脱这种女人假惺惺的郁闷的声音。
“那家的妓女可危险。知道吗，那种容貌。还是这边比较安全啊。”
“管它什么容貌，无关紧要嘛。”
“既然如此，我要那个相对漂亮点的吧，日后可别埋怨哟。”
——我们一走过去，两个女人像着了迷似的站了起来。这房子很矮，一站起来脑袋几乎触及天花板。她们露出金牙和牙龈笑了。其中一个带东北口音的高个子女人把我诱骗到一间三铺席宽的小房间里。
义务观念促使我拥抱这个女人。我搂住她的肩膀刚要接吻，她就摇晃着厚实的肩膀笑了。
“不行。会全沾上口红的。要这样哟。”
她张开那满口金牙的红唇大嘴，伸出了像木棍似的有力的舌头。我也模仿着伸出了舌头。舌尖相触了……一般人可能不懂，那种无感觉的东西类似强烈的痛苦。我感到强烈的痛苦，而且是感受不到的痛苦，令我浑身麻木。我把头落在枕头上。
十分钟后，确定是不可能了。羞耻使我的膝盖发抖了。
数日里，我假定伙伴没有察觉，委身于那个痊愈的自我堕落的感情中。就像为害怕不治之症而苦恼的人，在确定病名之后，反而领略到暂时的安心感。尽管如此，我深知这种安心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而且我心中等待着无处可逃的更大的绝望，正因为绝望才有持久性的安心。我也企盼着无处可逃的更大的打击，换句话说，企盼着无处可逃的更大的安心。
此后一个月内，我在学校里又同那个伙伴相会了好几次。彼此都不触及那件事。过了一个月，他带着一位如同与我一样亲密的好色的伙伴来造访。这小伙子平日总爱自我炫耀，大言不惭地说，他在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女子弄到手。谈话不久，话头就落在该落的问题上。
“我简直受不了。自己都难以控制自己了。”——好色的学生直勾勾地望着我说。“假使我的伙伴中有人阳痿的话，我真羡慕哩。岂止羡慕，还尊敬他呢。”
那伙伴看见我变了脸色，就转换了话题。
“你答应过要借一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书给我吧，有意思吗？”
“啊，很有意思哩。普鲁斯特是个不道德的男人。他和男仆发生了关系。”
“什么，什么叫不道德的男人？”
我知道我之所以全力挣扎，是因为欲图佯装不懂，依靠这个小小的提问，获得一点线索印证我的失态是不是被别人察觉了。
“所谓不道德的男人就是不道德的男人呗。就是指男色家嘛。”
“普鲁斯特是这种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我感到我的声音有些震颤。倘使我怒形于色，就等于给对方找到确实的证据。我非常害怕自己能忍受这种可耻的表面上的平静。显然，那伙伴已经嗅到了。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他是有意不瞧我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