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们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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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穿越到15世纪的佛罗伦萨，绕进一个艺术家作坊，想用低价买一幅传世巨作，回到21世纪去，卖个好价钱——但这事儿着实不容易。倒不是艺术品会比现在贵，而是其一，你得会佛罗伦萨方言，那会儿，意大利人民南腔北调，现代意大利人穿越回去，都会觉得挨一闷棍，头晕眼花；其二，买画不是张嘴就能要的，你得会跟人订合同，否则就很容易挨坑，因为那些艺术家们，都贼着呢。比如，1487年，菲里皮诺·里皮先生接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
“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
因为那会儿，艺术家都是鹭鸶腿里能劈出四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批量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那年代，艺术家有两种学艺方式，一是家传的本事，代代相授；二是拜师学艺，让老师剥削你，意大利大师里，师父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的名，多有所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意大利大师吉兰达约就遇到过这事：有个学徒的爹上门来，理直气壮跟他要钱——去年这老头还低声下气求大师收他儿子当徒弟呢！学徒敢要钱，在当时简直是神话，但吉大师却不生气，老实支付了薪酬，所以他那个学徒14岁就开始赚钱了。凭什么？就凭那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基罗。
话说回来，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刁；雇主也不能笨了，就须与艺术家斗智斗勇，订好协议，别被破了闷子，绕了弯子。但艺术家如果财大气粗，你就不好意思提太苛刻的要求。
当然，也不能怪艺术家们贼滑，毕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的收入实在太没保障。那时画家还分南北，意大利的名画家，主要侍奉贵族和教会，经常遇到些财大气粗、有权有势的，让你没处逃，比如米开朗基罗做那著名的西斯廷天顶画，用了四年时光，期间教皇没给他一笔正经收入。但意大利艺术家有个好处，他们的雇主给钱不一定利索，但能帮着解决问题。比如上面说的菲里皮诺·里皮先生，爸爸是名画家菲里波·里皮，妈妈卢克雷奇亚，本来在修道院修行。菲里波·里皮先生52岁那年，认识了20岁的卢克雷奇亚，就一句“你能给我做圣母模特儿么”，轻松把人勾到家去。这事儿伤风败俗不必多提，教皇都要过问了，但菲里波·里皮当时帮美第奇家族做事，就轻轻抹过了这件事。
北欧艺术家就稍微惨点儿，没有罗马教皇、威尼斯议会和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那种挥金如土的老流氓啊。风俗画（gendre）首创于弗兰德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北方画家没机会画那么多的天使人体，他们得画风俗、画风景、画农民、画肖像，才能过日子。比如大宗师哈尔斯画的东西，现在看来栩栩如生，布局精美，在当时只被订画者当作全家福集体相，“我们都付了钱，你可不能把我们谁给画差了！”
因为尼德兰是世俗社会，所以画家面向新贵阶级、地主大众，问题也就来了：订金约等于没有，哪怕丰厚一些，通常只够买材料，酬金须得提交完作品之后才拿得到，而且容易被挑三拣四。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画里十六人每人付一百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二百，合计一千八百盾，但最后人家嫌不好，对付账推三阻四，到最后到手也零零星星。
晚年，他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某面墙壁画历史场面《克劳迪斯的密谋》，接了一千盾，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1/4的金额，因为市政府嫌难看。后来市政府找了个德国画家，把伦勃朗徒弟弗林克画剩一半的某幅作品填满了，给了他八十盾了事，把这幅二次改成品填了市政府墙后，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了，钱当然是照单全部索要回来的——你敢不还？市政府也是你欺骗得了的？
16世纪德国最大的画家，也是意大利之外欧洲最好的艺术家丢勒先生，因着这些市侩雇主的计算，也只好惨淡经营。他的水彩画和油画都是当时一绝，但靠这个吃不了饭，反而是刻版画成了他主要收入来源。因为版画这玩意，一本万利，雕得了版，随时刻一版就成。当然缺点是，日常家里和工作室老是酸味弥漫，睁不开眼来，而且那时的德国人也精于计算，一度还搞出个“版画损耗率”的算法，大概意思是：
你刻一个版，印第一张画，卖一百盾；第二张就只值八十盾——敢情版画也跟吃鱼一样，要吃个新鲜的呢。
但是大牌儿的艺术家，就又与众不同。比如达芬奇，1486年来了一幅《岩间圣母》，如今在卢浮宫；1508年又来一幅，颜色不同，其他大同小异。那时候老先生懒得亲自再来一遍，就让助手德·普雷迪斯兄弟做了大部分，如今在英国博物馆。
又比如弗兰德斯大宗匠鲁本斯先生。这位爷虽然身在弗兰德斯，学的是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画法，但南下罗马和威尼斯，学了个够，专会画超大尺幅巨作，交游的又是达官贵人，自己都做了大使。名望显贵之后，就不用亲自下场画每一笔了。须知他老人家的作品，19世纪统计出来是两千余幅，大半还是一两人高的大作品，一个人如何画得过来？到了晚年，功成名就了，鲁本斯就经常搬张椅子，旁边一坐，指挥助手：“你画头，你画脚，你画马，你画衣服”，都指挥停当了，他大爷悠然自得，坐着看，好比导演。他就这么坐着干看，按行价，你也得每天付他一百盾，相当于17世纪初荷兰缆绳厂工人一年的收入。到最后画要完了，他才起身，这里那里，施展他的如神妙手，添加色彩、注入灵魂，于是画龙点睛，画就活了。这活看着容易，但按19世纪法国大家丹纳的说法，“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一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所以1621年，安特卫普真有豪门贵族，签了份合同，都不敢要求鲁本斯亲手画，只敢低声下气地提这么个条款：
“须鲁本斯先生着过色，并署名。”
相比起来，面向市民阶层的荷兰三大宗匠：
哈尔斯因为一句“你画得不像”就得全额退押金，一度十年没有订单，被面包商逼到破产。
伦勃朗36岁之前殷富，36岁画了《夜巡》丢了名声，到49岁因为复杂的诉讼问题破产，晚年为了钻法律空子，还得给情人和儿子打工。
维美尔到死时还欠着债没还。
其中高下，很分明了。
大卫是出名的革命画家，但他可不是穷革命。身为拿破仑家的首席画师，每年津贴一万二，此外光教学生收入五千法郎，把《萨宾妇女》租给卢浮宫五年收入六万六。那幅《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皇帝当时一次性给他二万五千法郎。挂靠着王室，就是这么富裕。
而不挂靠王室、独立谋生的画家呢？凡高的例子被举烂了，而且缺少对比。说克劳德·莫奈。
此人（以及他的好哥们雷诺阿）的幸运之一，在于活得长。以1886年（莫奈46岁）为界，之前他穷得一塌糊涂，之后他画作有了销路，就能买房子、挖水池、养睡莲了。
莫奈二十郎当岁时，过的是这种日子：那时节的年轻学生，穿衣打扮大多是波希米亚风——换句话说，吉普赛人似的，以不羁为美。但雷诺阿后来描述说，莫奈的打扮却很布尔乔亚情调；虽然穷困，却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他兜里一毛钱都没有，却要穿花边袖子，装金纽扣！”在他们穷困期，这衣裳帮了大忙。那时学生吃得差。雷诺阿和莫奈每日吃两样东西度日：一四季豆，二扁豆。幸而莫奈穿得阔气，能够跟朋友们骗些饭局。每次有饭局，莫奈和雷诺阿俩人就窜上门去，疯狂地吃火鸡，往肚子里浇香贝坦红葡萄酒，把别人家存粮吃罢，才兴高采烈离去——雷诺阿后来对他的女儿说：
“那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
1866年，莫奈画了《花园里的女人们》，说是“们”，其实模特就是同一个：他太太卡米耶。这画卖不出去，他又穷，只好把自己的旧作品拿出来，刮掉画布上的颜色，重新画。他好哥们巴齐耶看不下去了，很仗义地说：
“我给你2500法郎，你把《花园里的女人们》卖给我吧！”
但巴齐耶也没钱，所以：
“可是我只能按月付，每月给你50法郎……”
1922年，莫奈做完了他著名的巨作《睡莲》联画，捐给了国家——他那时不缺钱了。国家不好意思，想表示一下，于是花20万法郎，把《花园里的女人们》收购了。
有点儿讽刺：在莫奈作为独立画家、需要钱谋生的时候，国家没给他钱（他被官方沙龙拒绝过许多许多次）。等他有名了，有钱了，也老了，国家才慷慨解囊——这时候，他都不需要钱了。
国家鲜有雪中送炭，只顾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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