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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为妻子上坟，第二件是参军。
两者相比，为凯西上坟不那么戏剧化。
她葬在哈里斯溪公墓，沿着马路走不到一英里，就是我现在居住和我们过去生儿育女的地方。让她入土为安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我和她都没有预料到谁会需要丧葬服务，因此从未作过任何安排。因为妻子没有预订过墓地而和墓地管理方唇枪舌剑，这种事情往小里说也令人备受屈辱。最后还是我的儿子查理——他凑巧是镇长——费了一番周折，这才搞到那一小片土地。当镇长的老爸确实也有好处。
不多废话了，说说她的坟墓吧。简简单单，不惹人注意，没有大块墓碑，只放了块那种小地标。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葬在旁边的珊德拉·凯恩，黑色抛光大理石的墓碑大得夸张，不但镶有珊迪1高中时的照片，正面还用喷砂机刻了几句济慈嗟叹青春和美貌逝去的感伤诗句。这完全是珊迪的风格。若是知道珊德拉带了块大得夸张的墓碑长眠身边，凯西肯定会乐不可支；两人在世时，珊迪从未放松过与凯西的消极对抗竞赛，这委实令人发噱。凯西带着一个馅饼参加本地的烘焙义卖，珊迪保证会带上三个和一肚子怨气，如果凯西的馅饼凑巧先卖了出去，那她的怨气则将溢于言表。凯西会试图平息珊迪的怒火，动用优先购买权，买下她的一个馅饼。从珊迪的角度来看，很难说这到底让情况转好还是变得更糟了。
珊迪的墓碑大概算是这番争斗的总结陈词，凯西没法对此反戈一击，因为她毕竟先走一步。但另外一方面，我不记得有谁来探望过珊迪，她过世后，斯蒂夫·凯恩卖掉房子搬去了亚利桑那，脸上的笑容比十号州际公路还宽阔。过了一阵子，他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他搞上了那儿某个五十年前的A片红星。得知这消息后的整个星期，我一直觉得像是碰了什么脏东西。珊迪的儿孙住在隔壁镇子，但探访频率就仿佛他们也住在亚利桑那。她下葬后，恐怕唯有我读过珊迪墓碑上的济慈诗句，而我也只是在给几英尺外的妻子上坟时捎带着看上两眼罢了。
凯西的墓上刻着她的姓名（凯瑟琳·蕾蓓卡·佩里）、生卒年月和几个字：爱妻慈母。每次上坟我都一遍又一遍地读这几个字。我克制不住自己；虽然只是四个字，难以说尽一切，却完美地总结了她的一生。这几个字无法告诉你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不出她怎么迎接每一天，如何勤勉劳作、兴趣何在、喜欢去哪儿旅行。不可能让你知道她最爱什么颜色、喜欢什么发型、投票给谁、幽默感好不好。寥寥几个字，无法帮助你了解她，只能让你知道有人爱着她——事实也的确如此。她会觉得这就够了。
我厌恶这里。我厌恶相伴四十二年的妻子就这么离开我。那个星期六早晨，前一分钟她还在厨房里，一边搅拌华夫饼的面糊，一边给我描述昨晚图书馆理事会上的骚乱；下一分钟，她就躺在了地上，中风使得她抽搐不止。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该死的香草放在哪儿了”，这点尤其让我痛苦。
我厌恶成为终日徘徊墓园陪伴亡妻的那种老人。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我问过凯西，上坟究竟有什么意义。曾经属于某个人的腐骨烂肉并不是这个人，仅仅是腐骨烂肉而已。那个人已经离去，去了天堂或者地狱或者天晓得什么地方，也可能就此湮灭。拜祭一扇牛肉与此并无区别。等你老了，你会明白事实未尝改变，你只是不在乎了而已，因为你没有其他出路。
然而，尽管厌恶墓园，但我也感谢存在这么一个地方。我想念妻子。在墓园想念她还稍微好受些，这里的她毕竟已经故去，但在其他地方，她都是活生生的。
我没呆多久。我一向如此。足够让我知道时隔八年，伤口仍然新鲜就行。痛楚能够提醒我，除了像个老傻瓜似的站在墓园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体会到痛楚，我转身就走，一路上没有回头。这是我最后一次探访墓园和给妻子上坟，但我并不想耗费太多心神去记住这一切。因为，如我所说，这里的她毕竟已经死去，记住墓地毫无价值。
说起来，报名参军也没什么戏剧性。
我居住的镇子太小，没有专属的征兵处。我只能驱车前往郡府绿谷报到。征兵处位于一条没啥特色的商店街上，是个临街的铺面。左邻是有执照的卖酒小店，右舍替人文身。按照进入这几家的先后顺序不同，隔天早晨醒来时你也许会惹上大麻烦。
征兵处里面能有多不起眼，就有多不起眼。办公桌上摆着电脑和打印机，后面坐着一个人，前面摆着两把椅子。墙边一字排开另有六把椅子，椅子前的小桌上放着征兵信息和几本过期的《时代》和《新闻周刊》。凯西和我十年前来过；别说有啥变化了，我觉得什么都没挪过地方，包括杂志在内。办事员似乎换了一个。至少我不记得上次那位有这么多头发，还有胸部。
办事员正忙着在电脑上打字，听见我进来，连头也没抬。“马上就好。”她喃喃说道，这想必是对于开门的巴甫洛夫反应。
“慢慢来，”我说，“人多，没办法。”这个玩笑已经摸到了挖苦的边，但她既不搭理我，也毫无赞赏之意，近几年我的玩笑似乎都是这个下场，发现自己“宝刀未老”终归是件好事。我在桌前坐下，等待办事员做完手上的活儿。
“来还是去？”她还是没有抬头看我。
“什么？”我问。
“来还是去，”她重复道，“来签入伍意向书，还是去开始服役？”
“哦。去，谢谢。”
这个回答终于让她看我了，她眯起眼睛，隔着厚度惊人的镜片打量我。“约翰·佩里。”她说。
“正是在下。你怎么知道？”
她低头接着看电脑。“尽管可以等三十天再正式入伍，但大部分想参军的人都选生日报到。今天只有三个人过生日。玛丽·华洛里打电话说她不打算去了，而你看起来又不像辛西娅·史密斯。”
“这话着实好听。”我说。
“另外，你也不是来签意向书的，”她还是不搭理我泼洒出去的幽默感，“据此可以推断出，你就是约翰·佩里。”
“为什么不能是个四处闲逛找人聊天的孤苦老头呢？”我说。
“附近很少有这种人，”她说，“隔壁恶魔文身的小伙子吓得他们退避三舍。”她终于推开键盘，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我身上。“那么，请出示证件。”
“但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提醒她。
“公事公办。”她答道，说话间连最细微的一丝笑意都没有。每天和絮絮叨叨的老屁虫打交道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奉上驾照、出生证明和身份证。她接过去，从抽屉里取出掌纹板插上电脑，然后递给我。我把手掌向下按在上面，等待扫描结束。她取回掌纹板，拿起我的身份证，在侧面划了一下，对比掌纹信息。最后，她终于说：“你是约翰·佩里。”
“这不是回到起点了吗？”我说。
她还是不理我。“十年前，在志愿入伍介绍会上，你已获悉殖民防卫军的信息，以及参军后将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她的语气说明，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日子里，这段话她每天至少要重复一遍。“作为补充，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我们多次寄送补充材料，帮助你记住你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请问，你是否需要我方提供补充信息或补充说明，还是认为你已完全了解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请注意，索取补充材料或选择不加入殖民防卫军，都不会使你得到惩罚。”
我回忆起了绿谷社区中心的那次介绍会。第一部分是一群老家伙坐在折叠椅上，喝着咖啡，吃着甜甜圈，听着殖民防卫军的某位忠诚卫士唠叨人类殖民史。接着，他把小册子发给大家，小册子介绍的是殖民防卫军的服役生活，看起来和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区别。问答环节中，我们发现他根本不是殖民防卫军的人，只是受雇在迈阿密山谷地区进行宣讲而已。
介绍会的第二部分是简单体检——医生来采集血样，用棉签擦拭口腔内侧获取细胞样本，最后是脑部扫描。我显然通过了。从此以后，他们每年寄给我一份我在介绍会上拿过的小册子。过了第二年，我连读也不读就直接扔进垃圾桶。
“我了解。”我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