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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发报机按部就班地装进一个特制的皮箱里，然后把其余的东西放进另一只箱子里，脱下裤子，用海绵擦去血迹，随后便洗了个澡。
最后他又看了看死尸。
他现在已经能够冷静地看待她了。这是在战时；他与她是敌我双方：如果他没杀死她，她会送了他的命。她始终是个威胁，如今，因为威胁已经解除，他唯一的感觉就只有轻松。她不应该来这里惊吓他的。
不过，最后一件任务实在叫他感到厌恶。他解开她的晨衣，撩起她的睡衣。她穿的是半短内裤。他撕开她的内裤，露出了阴毛。可怜的女人，她不过是想勾引他。但是他没办法做到让她在离开房间之前不看到发报机，而英国政府的宣传又已经使人人都警惕着间谍这回事了。不过说起来，英国人对间谍的疑神疑鬼也着实是荒唐可笑：如果德国情报机构拥有像报纸上推测的那么多间谍，英国早就战败了。
他退后一步，歪着头，看着她。有点什么不大对劲。他设想自己是个色情狂：如果我对尤娜·加顿这样的女人急不可待地要发泄性欲，而且杀了她才得以上手，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对！这种色情狂要看她的乳房！费伯俯向尸体，抓住睡衣的吊带，把睡衣一直捋到腰部。加顿太太那对丰乳登时裸露了出来。
法医很快就会发现，她并没有遭到奸污，但费伯认为这无关紧要。他在海德堡听过犯罪学的课程，他清楚，许多强奸都以未遂告终。何况，他并不想作假到那种地步，即使为了祖国，也不想那么过分。他并不是党卫军，有些党卫军会排着队去奸尸的……他不让自己再想下去。
他又洗了次手，然后穿起衣服。已经快半夜了，他要再等上一个小时才离开：晚点走更安全。
他坐下来，静静地思考是怎么出的差错。
毫无疑问是他犯了错误。如果他的伪装完美无缺，他就会绝对安全。如果他绝对完全，就不会有人发现他的秘密。加顿太太发现了他的秘密——或者确切地说，她再多活上几秒钟就会发现了——这就说明他并非绝对安全，就是说他的伪装不够完美，所以说他犯了错误。
他应该在门上装一个插销。宁可让人以为他生性腼腆，也胜过由身穿睡袍的房东太太在夜间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悄悄溜进来。
这是表面上的错误。深层的毛病出在他根本不适合扮作单身汉。他深知自己是个颇有魅力的男人，实在找不出理由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会是单身。他把思路转到设想一种伪装足以解释这点，以断绝加顿太太一类的女人想入非非的念头。
他想从自己的真实身份上获得启发。他自己为什么选择单身呢？答案很简单。那是因为出于职业需要。至于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理由，他不想去弄清楚。
今天后半夜他要在露天里度过了，海格特丛林就蛮好。天一亮，他就把箱子寄存到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明天晚上他就到布莱克希斯的住处去。
他要换成他的第二种身份。他不大担心会被警察抓去，周末在布莱克希斯下榻的那个流动推销员跟杀死这位房东太太的铁路职员判若两人：住在布莱克希斯的推销员奢侈、庸俗、浮华，打着花哨的领带，梳着不同的发型，在酒吧里请人喝酒也毫不吝啬；警察要找的是一名小职员，按照描述，他邋邋遢遢，对呆鹅都不肯呸上一声，后来只因为一时欲火中烧而杀了人。谁也不会对一个身穿条纹毛料西装的帅气推销员怀疑地多看上一眼，他显然属于那种时时都充满了欲望的色鬼，而要女人在他面前裸露出乳房，是用不着他下手去杀她们的。
他需要再准备一种身份——他总是同时保持两种身份。他需要一个新工作，一套新证件——护照、身份证、配给证、出生证明。这要大冒其险了。该死的加顿太太。她干吗不跟往常一样喝完酒就睡觉呢？
午夜一点了。费伯最后看了一圈这间卧室。他不在乎留下什么痕迹——这房子里到处都有他的指纹，但谁都知道，凶手正是一个叫费伯的铁路职员。他也不会因为从此要离开住了两年的住所而伤感，他从没有把这里当成是家。其实，他从来不把任何地方当作家。
他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只因为在这里他学会了要在门上装插销。
他关掉灯，提起箱子，爬下楼梯，走出大门，消失在黑夜中。
2
亨利二世是位卓越的国王。在飞机还没有发明出来的年代，他就已经有办法神出鬼没地飞速往返于英法两地，人们认为他自有神助。在一一七三年——至于是在六月抑或九月，这取决于人们接受的是哪一种第二手资料——他抵达英格兰，旋即再次驰往法兰西，其速度之快，当年的作家均无一人弄清真相。后来，历史学家从收支档案上发现了他的开销记录。当时，他的王国正受到他的儿子们在北南两面国界——英格兰边境与法兰西南部上的进攻。但是，他当时出访的目的何在？他去会晤的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神神秘秘的？他又达成了什么目的呢？
一九四〇年夏天，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珀西瓦尔·高德里曼的心头。当时，希特勒的军队正如一把大镰刀似的横扫法国的玉米田，而英国人则溃不成军地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
高德里曼教授比所有在世的人都更熟谙中世纪。他那本论述黑死病的专著，冲破了中世纪研究的陈规，成了畅销书，在此基础上，他把研究转向时代更早也更加棘手的历史时期。
伦敦六月里阳光和煦的一天，中午十二点半，秘书看到高德里曼正俯身在一份有插画的手稿上，吃力地翻译着中世纪的拉丁文，并用他那比手稿还难辨认的字体加着注解。秘书不喜欢这间死气沉沉的手稿室，要进这间屋子，得用许多把钥匙，这里简直像座坟墓。
高德里曼站在放手稿的小台架前，单腿而立，活像一只栖息在枝头上的鸟。在头上一盏聚光灯的照射下，他的脸色苍白，看起来仿佛就是当年在清冷的夜晚埋头编写这部年史的那位修道士的幽灵。女秘书清了清喉咙，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她眼睛里看到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肩头浑圆，视力微弱，穿着一套花格呢的西装。她知道，只要把他从中世纪中拖出来，他就又会变回一个十分敏锐的人。她又咳嗽了一声，说：“高德里曼教授。”
他抬起眼睛看到了她，微微一笑，这时他不再像是幽灵，倒更像什么人的书呆子父亲。“你好！”他用吃惊的口气说，犹如在撒哈拉大沙漠中跟邻居不期而遇。
“之前您让我提醒您，中午您约了特里上校在萨伏伊酒店用餐。”
“哦，对。”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怀表，看了一眼，“我要是走路去，最好现在就出发。”
她点点头：“我已经给您拿来了防毒面具。”
“你想得真周到！”他又笑了笑，她觉得他和蔼可亲。他从她手中接过面具，说，“我要穿大衣吗？”
“今天早晨您没有穿大衣来，天气也挺暖和。要我在您走后把门锁上吗？”
“谢谢，谢谢。”他把笔记本往外套口袋里一塞，就走了出去。
女秘书四下打量了一周，打了个冷战，跟在他身后离开了。
安德鲁·特里上校是个红脸膛的苏格兰人，由于成年累月大量吸烟，身材干瘦，稀疏的金棕色头发上涂着厚厚的发蜡。高德里曼看到他身穿便服，坐在萨伏伊酒店一张靠角落的餐桌旁，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有了三个烟蒂。他站起身来跟他握手。
高德里曼说：“午安，安德鲁舅舅。”特里是他母亲的小弟弟。
“你好吗，珀西？”
“我正在写一部有关普兰塔日内家族的书。”高德里曼坐了下去。
“你的手稿还放在伦敦吗？真令我吃惊。”
“为什么？”
特里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为防空袭起见，还是把手稿转移到乡下去吧。”
“非这样做不可吗？”
“国家美术馆的一半藏品都疏散到威尔斯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大地洞里去了，年轻的肯尼斯·克拉克动作可比你要快得多。别犹豫了，赶快出发吧。我想，你的学生留下来的也没几个了。”
“这倒是真的，”高德里曼从侍者手中接过菜单，说，“我没什么想喝的。”
特里没有看菜单：“说真的，珀西，你还待在城里干吗？”
高德里曼的眼睛似乎明亮了，如同放映机调好焦距后银幕上的形象清晰了，仿佛从他走进来才第一次动脑筋。“疏散儿童是必要的，还有像勃·罗素那样的国家精英。至于我嘛——咳，我走的话，就有点临阵脱逃，让别人代你战斗的味道了。我认为，这并非严格的逻辑之争，而是个情感问题，不是逻辑问题。”
特里因为高德里曼的回答一如他所预期，不禁微微一笑。但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看起了菜单来。一会他惊叫：“天哪，有伍尔顿老爷派！”高德里曼咧嘴笑道：“我敢保证，不过是些土豆加蔬菜。”
他们点好菜之后，特里说：“你对我们的新首相有什么看法？”
“那家伙是个蠢驴。不过，照这么说，希特勒更是个笨蛋，只要看看他干了什么就够了。你说呢？”
“我们可以指望温斯顿。他起码是个主战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