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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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几年，我总说豪尔赫·达韦尔是个二流演员，是另一位二流男星约翰·吉尔伯特的效颦者。照我的理解，他拥有众多的追捧者只证明名声这件事全无道理可言；那些人叫他“俊脸”，更是命运的讥刺。我还习惯性地加上一句，仿佛归纳一条结论似的：“在给他起绰号这件事上，我们的观众不过是模仿另一群数目更庞大的观众，那些人把某位好莱坞男星称为‘侧影’。”
然而，那一晚在司马特剧院看了他的表演之后，我便永远抛弃了那套挖苦贬损的说辞。他和鲍丽娜·辛格曼联袂主演《战地之花》，一部金·维多导演的老电影的舞台改编版。演出当中，我不仅忘了该为报社撰写的剧评，也忘了自己正坐在剧场观众席里。换句话说，我相信自己与《战地之花》的主人公一道，在法国某地战壕的泥泞里，听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子弹尖啸飞过。
过了一段日子，我离开报业，在乡下谋了份差事。考虑到我的家族前辈，别人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对这一点我并不抱有幻想，不过我思量着在孤寂当中或许可以写成那部小说。那部书，我多少次兴冲冲地起了头，最后又多少次在颓丧中偃旗息鼓。
在我工作的农场“古巴姑娘”，午睡时分我常常读报。时不时地，我总要搜寻关于达韦尔的新闻；在那里度过的三年间，我读到的消息极少。达韦尔曾参与为一位前辈女演员组织的义演；在一个男演员的葬礼上露过面，如果我没记错，还出席了加西亚·贝略索一出喜剧的首演。这些新闻我都记得，因为读这些消息时我投注了不少精力，对真正惦念的事情人们才会如此全神贯注。我自问，是否因为曾对这位伟大的演员怀有成见，我才要特地弥补，就算仅仅是为了自己。
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的小说出版了。或许因为它取得了些许成绩，我也算是个成名作家了（当出现了几篇书评，小说还摆在书店里的时候），或许是人们还记得我原先负责日报演出版，总之我被提名为评审年度最佳演员奖的委员之一。在评委见面会上，我和格林伯格交上了朋友，他是滑稽剧《最后的心上人》的作者。投票当晚，我们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那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我还记得格林伯格的一句评语：
“我们为最佳演员评奖。但他们所有人和达韦尔那样一位演员相差实在太远！可想想吧，眼下这些日子，达韦尔没戏可演。没人用他。”
我问为什么。他回答：
“人们说他老了。说他除了那张脸什么资本也没有，只要一露脸，表演就算结束。现在让他当男主角，这一套不时兴了。”
“这个国家没救了。”
“出了一位伟大的演员，可没人留意。”
“您和我，我们注意到了。”
“还能再加上一两个人。夸尔图奇说，达韦尔是戏剧界的奇迹，罕有的伟大演员中的一位。他跟我说：‘每当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去看他工作，因为他表演得那么自然，你会觉得当演员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那我们三个拥护达韦尔。”
“你可以把卡维利亚也算上。有天下午他和达韦尔聚会，在咖啡馆聊天。而后不久，他又在《夏日疯狂》的舞台上看见他了。我想我还记得卡维利亚的原话：‘我吓了自己一跳，我在想，恩里克就要欺骗他的侄女了。’注意到了吗？他认为眼前的人是恩里克，这出喜剧里的一个人物，而不是达韦尔。他说类似的事在他身上从没发生过，他说自己是专业人士：如果进剧场，总是专注于演技，况且拉费雷雷的戏他都能背下来。可那个瞬间，他完全被戏剧幻觉抓住了。他想只有达韦尔的演技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次与格林伯格谈话以后，别的事情长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虽然那些神奇的字眼被书商朋友们反复念叨了许多遍，“你那本漂亮的小说卖得不错”，它带来的收益却无论如何维持不了生计。我想找份工作，等把乡下积存的储蓄差不多花光的时候，我也谋到了职位。那几年生计窘迫，至少是徒劳无益。白天在办公室忙忙碌碌，晚上到家后我也无心写作。但偶尔，我也能振作起来，每礼拜都零敲碎打地写上几笔，时断时续一年下来，总算完成了第二部小说，虽然比第一本短些。旋即我也就体验到了我们这个行当最苦涩的一面：夹着手稿，四处奔波。有些编辑看上去已经不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了，当我谈起当年的盛况，他们将信将疑。若是编辑对那本小书记忆犹新，则会说这一部不及原先的精彩，为了表明会谈已经结束，他们会摇晃着脑袋宣布说：“你不如放弃吧。第二本小说纯属败笔。”
一天，我在学院咖啡馆和格林伯格碰面。我即刻就想起了达韦尔，于是向他打听。他说：
“是个悲惨的故事。起先他把车卖了；后来房子也转手了。生计艰难。还有个男演员跟他境况差不多，这人告诉我，他们曾经一块儿在外省巡演。巡演期间他们实际上住在候车室里，一杯牛奶咖啡、几片面包就算凑合一顿饭。可这位男演员跟我保证说，这点艰难干扰不了达韦尔的心气儿。只要还能工作，他就挺高兴。”
独裁政府时期，巡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到最后索性终止了。整个国家进入停滞状态，因为只要力所能及，人们都选择隐逸蛰伏，好让别人忘了自己。遗忘似乎是那段日子最好的避难所。至于达韦尔，同样遭人遗忘，虽然他并没有刻意谋求平安。他没有理由寻觅避难所，因为他从不涉身政治，即便是演员协会的内部政治。如此一来，救助他，既不算保护盟友，也不能施恩于政敌，那么也就没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这段时日，达韦尔大部分时间都在失业中度过。
后来有一天，我忘了在哪儿惊喜地读到达韦尔即将领衔主演《加图》的消息。报道说，下一个演出季，这部著名悲剧将在多艺剧场重现舞台。那一周的某个晚上，我和格林伯格聊起了这则新闻。
“有时候，料想不到的事就那么发生了。”他慨叹说。
“我期待已久，”我说，“真是怪哉，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一位剧院经理会记得这部古典戏剧里的瑰宝，真正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有这份慧眼，挑中达韦尔来演加图这个角色。”
“不是剧院经理一个人的功劳。”
接下来他向我解释说，那位叫做罗马诺的剧院经理选了悲剧《加图》，是因为剧作家已经死了两百多年，不可能跳起来索要版权。
“录用达韦尔的功劳还得算在人家头上。”我应道。
“剧院经理的夫人原来是达韦尔的女友，人是她推荐的。”
我脸上肯定露出了不悦的表情，否则格林伯格不会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崇敬达韦尔，差不多是热爱他，所以我希望如果他交了好运，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也应该是纯洁干净的。”
尽管格林伯格身材矮小，时常痉挛抽搐，总体看上去懒散虚弱，但你不得不敬佩他的思辨力量。
“你乐不乐意无关紧要，”他口气坚定地对我说，“一位女士恳请她丈夫救助正在落难的旧情人，无疑是慷慨、高贵的。”
“我钦佩她……”
“应该钦佩他们每个人。达韦尔值得钦佩，因为他什么也没要求，因为他配得上旧情人在激情过去后，还站出来替他讲话。那位剧院经理值得钦佩，因为他的做派像个真正的专业人士。别人把好演员推荐给他，他就录用了，不受私人生活的干扰。”
首演当晚，多艺剧场的票几乎售罄。我记得很清楚，戏刚刚开场，有几分钟我心神不宁，对自己说：“演出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结果如何，稍后见分晓。”其实，用不着等待多久。不是说我觉得戏很差。无可否认这出剧作有不少史诗般崇高的时刻，但我想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它是戏剧体长诗，文学性很强，这不假，但也相当无趣。大可以说，主人公的处境引人焦虑，然而当剧作家出其不意地插进一段不可信而近乎愚蠢的爱情故事，情节也就失去了动力。奇怪的是，正当我思量着：“达韦尔已经幸运地获得了工作，他本该更幸运些，遇到一部好剧本，”我却望向加图，我是说望向饰演加图这一角色的达韦尔，心想我甘愿献出一切，好让他战胜恺撒，拯救乌提卡城。是的，我甚至为乌提卡城的命运忧心忡忡，某些时刻我祈望拥有诸神都不具备的力量，去改写历史。在达韦尔脸上（我曾以为这幅面孔无足轻重）——有些人的面容随着年华老去而愈发俊朗，这张脸便是其中之一——我分明看到了准备为共和国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气概。当加图的一个儿子——一位叫人难以信服的演员——说道：“我们的父亲为荣誉而战，为美德而战，为自由与罗马而战。”我几乎要落泪。
时至今日，读者或许以为我的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戏的成功，演出的反响，都愈加证实了这一观点。从第三晚、第四晚开始，剧场就爆满了。你要提前十五到二十天订票，这种情况在那个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颇不寻常。还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观众一致将抨击恺撒的言论理解为针对我国独裁者的鞭挞，呼唤罗马的自由恰如呼唤我们失去的自由。我能肯定，他们如此阐释这出戏完全是出自个人意愿。正像有人说的，每一本书，读者皆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阅读，那么多艺剧场的演出则证明了论及观众和剧作时，这种说法同样成立。别以为说到观众时，我将自己排除在外……当加图说道：“从此再无罗马。啊，自由！啊，美德！啊，我的父母之邦！”又一次，我感到泪水湿润了双眼。
日复一日，剧场内变得越发喧腾、越发失控。有时候我问自己——何必否认呢？——多艺剧场的骚乱虽然始自良好意图，但或许会损伤我们的事业？政府可以轻易地查封剧院，进而在政治斗争中抢占先机。实际上，温和派出于对暴乱的本能恐惧，在策略上支持这一举措并非不可能，虽然他们跟我们一样痛恨独裁。
对很多人来说，达韦尔与加图是彻头彻尾的同一个人。在街上，人们时常跟他打招呼，“再会，加图！”或者有时候说，“加图万岁！”
我们当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介入这场戏的人们，很可能夸大了多艺剧场的演出对后续事件的影响；但事实上，密谋者对这一影响坚信不疑。这点我很清楚，因为我被指派跟达韦尔商谈，争取他加盟自由事业。我们希望在胜利时刻可以宣称，我们的伟大演员始终站在革命这一边。我们祈盼这种说法不要与事实出入太大，也不必面临他矢口否认的风险。
我邀请他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咖啡馆见面。我想那首探戈曲唱得不错，岁月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奇特的：达韦尔的面容现在几乎不会让人想起约翰·吉尔伯特，而是更像查尔斯·劳顿。他的表情忧伤、疲惫，但也流露出富于耐性的无限坚毅。但不管怎样，当我告诉他，我对他的崇拜始自《战地之花》在司马特剧院的首演之夜，我敢起誓，那一刻他看上去更年轻，而且又有些神似约翰·吉尔伯特了。他急切地问：
“您真的觉得我撑得起那个角色吗？”
“首先我觉得舞台剧很难和电影争高下。但就算没有电影里的实景帮忙，司马特剧院的观众还是真切地相信你就身处战场前线。进一步说，是你亲身把我们带到了前线。”
谈话片刻之后，我直言问他，是否愿意给我们帮助。
“那当然，”他回答，“我反对独裁。你不记得我在第二幕说过什么？”
“在《加图》第二幕？”
“还能在哪儿？请听仔细。我说：‘在更好的机遇到来之前，应拔剑出鞘，擦亮剑锋，以迎接恺撒。’”
起初我欣赏这个答复，将其中的虚夸成分理解为忠诚和勇气的承诺。但后来，出于某些难以言说的缘故，我感觉无法下定论。“不管怎样，他回答得非常坚决，”我对自己说，“这就很了不起。”
政府肯定把多艺剧场声势扰攘的演出看得非常严重，因为某天夜里警察逮捕了经理、导演和演员们，查封了剧场。次日清晨，他们释放了所有人，除了经理和达韦尔。最终经理也获释了。至于主演，拖到几天之后才重获自由。我揣测官方不能原谅他扮演独裁者之敌的角色，而释放达韦尔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不过是个演员。
跟我预想的恰恰相反，查封多艺剧场损害了政府。或许民众相信，倘若政府把一出戏看得太重，这样的政府一定张惶失措、脆弱不堪。
我们把这一推测认定为现实，从那时起公开筹划起事。首先在私人寓所，随后是餐馆，频繁组织人头攒动的集会。席间永远缺不了运动的各路头头儿。聚会上，发言者们呼唤革命来临，并承诺推进革命。宴会长桌旁，达韦尔永远占据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当然不是坐首席，但总是出现在某位显要人物的右手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