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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条用耶路撒冷石头铺成的小径，穿过大楼后面的花园，就到了施缪尔村的私人诊所。因为已是冬天，小径上覆盖着浸透了雨水的滑溜溜的松针。费玛完全陷入了沉思：刚才，他瞥见一只冻僵了的小鸟立在一节矮树枝上，小鸟这时能不能听见由西向东正在隆隆轰鸣的雷声呢?小鸟的头和嘴都深深地埋在翅膀的羽毛下面。猛然间，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于是转过身，看看那到底是不是一只小鸟，或者只是一颗湿漉漉的松果而已。就这样，他打了个趔趄，跪在了地上。他干脆就这样蹲伏在地上，倒不是因为他痛得站不起来，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尴尬进行自我嘲弄有一种喜悦。他轻柔地说道：干得不错，伙计！
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一跤摔得活该：他来这儿的路上，在希尔顿饭店外面体验到一个小奇迹，所以摔跤是顺理成章的事。
最后，他爬了起来，心不在焉地站在雨中，看上去像个茫然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去向何方的人。他抬头向楼上看去，只看到紧闭的百叶窗，或者打开的却挂着窗帘的窗户。几乎每个阳台上都放着一盆天竺葵。雨水使天竺葵散发出肉感的光亮，让费玛想起一个荡妇那两片涂着口红的嘴唇。
诊所入口有一块用黑色玻璃制作的雅致的牌子，上面用银字写着：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费玛第一千次问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治疗男性疾病的专家呢?他对眼前这个希伯来短语也很反感，这个短语包含着一种希伯来语所不能容忍的结构。继而他又发现自己荒唐可笑，竟使用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表达方式。他对正午那条新闻的反应是那般恼怒，不是因为杰伯里耶难民营死了一个阿拉伯男孩，而是因为新闻中所用的那个短语“被橡皮子弹击中身亡”，想到这里，他感到羞愧而又茫然。
好像子弹才是杀人凶手似的。
他自己是不是疯了?
他召集内阁再次开会，地点仍在那间破败的教室里。在教室门口，他布置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哨兵。哨兵身穿咔叽短裤，头戴阿拉伯头巾和手工编织的帽子。有的部长坐在他脚边的光地板上，有的倚靠在贴满教学图表的墙上。费玛字斟句酌、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在六七年战争[1]中所征服的土地和我们自身身份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接着，部长们还在群情激昂、人声鼎沸时，他让大家投票表决。他的意见赢了。他立即向部长们宣布了自己的周密部署。
在我们赢得“六日战争”之前，他思忖着，国家的状况并不像现在这样具有危险性和毁灭性。说危险性或许不完全对，是不像现在这样让人泄气和沮丧。对我们来说，直视灭绝的危险真的要比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容易吗?灭绝的危险能给我们带来民族自豪感和团结意识，然而现在，由于面对谴责，我们的意志正在渐渐地崩溃。但这不是做选择的正确方式。事实上，谴责只能让俄罗斯裔和原本来自西方世界的那些世俗知识分子意志崩溃，普通百姓也绝不会怀念大卫智胜歌利亚[2]的民族自豪。不管怎样，“普通百姓”这个表达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同时，因为你滑倒了，你的裤子沾满了污泥，你用双手擦拭裤管上的污泥，两只手也弄得脏兮兮的，暴雨仍然哗哗地浇在你的头顶上。已经一点五分了。无论怎么赶，你也不可能准时上班了。
诊所由两幢公寓的一楼连接而成。窗户上都装有精致的格栅，透过窗户便能看见一个标准的后花园。花园里潮湿又荒凉，茂密的松树投下一片浓阴，松树的根基周围钻出了一些灰色的卵石。微风轻轻一吹，树梢便沙沙作响。此刻，刮起了一阵大风，费玛的脑海里飞快地闪现出一个在波兰或某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遥远的村庄，风暴在那里呼啸着穿过周围的森林，抽打着冰雪覆盖的田野，肆虐着茅草屋的屋顶，把教堂的钟吹得叮当作响。不远处，狼群在嗥叫着。费玛脑海中当即构思了一个小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庄，讲的是纳粹、犹太人和敌后游击队员。今天晚上，他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迪米听，跟他换一只用果酱罐装着的瓢虫，或者用橙子皮刻成的宇宙飞船。
二楼传来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声音，那是三个老妇人在演奏。她们就住在二楼，以私人身份教授音乐。她们很可能也开独奏会，在纪念集会上、在意第绪文学颁奖仪式上、在社团老年人中心或日间老年人中心的落成典礼上演奏。费玛在诊所已工作了几个年头，但此刻听到她们的演奏，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心被揪扯得生疼，好像他内心深处也有一只大提琴，以无声的思念在应和着楼上的大提琴。好像一楼用不锈钢钳对女人身体的作为和楼上大提琴发出的忧思之间有一条神秘的纽带，这条纽带随着岁月的流逝正越发地变得结实。
看到身材矮胖、头发蓬乱的费玛在难为情地笑着，手掌和膝盖上全是污泥，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又像往常一样，不禁好笑，心中充满了爱怜，同时又止不住要斥责人的强烈冲动。瓦尔哈夫提格大夫是一个温和的人，特别腼腆，容易动感情，因而常常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尤其是当别人向他道歉、请他原谅的时候。他总是摆出严厉的架势，总是呵斥周边的人，借以吓唬他们，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他的呵斥喊出来总是很温和，没有一丝伤害力。
“哈！阁下！冯·尼森少将先生！看得出来，您刚从战壕里出来！我们应当给您戴上一枚勋章！”
“我迟到了一会儿。”费玛害羞地回答，“很抱歉。我在花园小路上摔了一跤。外面湿得很。”
“原来是这样！[3]”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吼道，“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迟到！又是一次不可抗力！”接着，他开始第N次复述一位死者参加自己葬礼迟到的笑话。
他是个敦实的人，有着深沉男低音歌手的身材，面部像酒鬼一样红润、松弛，上面的血管纵横交错，病态地外现出来，你差不多可以根据这些血管的跳动来测量他的脉搏。在任何场合他都可以讲一个笑话，而且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开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说的是……”还有，在就要抖出包袱之前，他自己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费玛早就听说了那个死者没有赶上自己葬礼的原因，尽管他都听腻了，但还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因为他喜欢这位心慈的暴君。瓦尔哈夫提格经常用洪钟般的声音发表长篇大论，讲饮食习惯和世界观的联系，讲“社会主义”经济，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滋长懒惰和诈骗，因而如何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瓦尔哈夫提格会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赞美上帝的创造一样，用神秘、伤感的语调说出最后这几个词。
“今天这里真安静。”费玛说。
瓦尔哈夫提格回答说，他们正在等待一位随时到达的著名艺术家，她的管子有些阻塞。这个医学意义上的“管子”让他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便把这个故事讲给费玛听。
与此同时，加德·埃坦大夫像猫一样，偷偷摸摸地从办公室溜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塔马·格林威治护士。塔马·格林威治看上去像个早期的拓荒者，四十五岁上下，穿一条浅蓝色棉布连衣裙，头发整齐地别在脑壳后面，活像一个小小的羊毛球。由于色素特殊，她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是棕色的。她搀扶着一位面色苍白的病人穿过接待大厅，将其护送到疗养室。
动作轻盈自如、肌肉结实发达的埃坦大夫靠在桌子上，嘴里嚼着口香糖，下巴一上一下悠闲地运动着。费玛向他打招呼时，他下巴一挪，算是向对方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也下巴一挪，算是回答；赶上费玛向他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或许也只下巴一挪，就算是既向费玛打了招呼，又回答了瓦尔哈夫提格的问题。他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盯着墙上莫迪里阿尼[4]画作复制品最上面的一块地方。他挂着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长着稀疏、金黄的胡须，在费玛看来，他就像一个尽管不情愿却仍被派驻到外蒙古的傲慢的普鲁士大使。他让瓦尔哈夫提格讲完了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然后，他像一只懒洋洋的豹子，差不多没有嚅动舌头，轻轻地说：
“别在喋喋不休了，接着干吧。”
瓦尔哈夫提格立即遵命，跟他走进了治疗室。治疗室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一开一关的间隙，一股刺鼻的防腐剂味道便散发开来。
费玛洗了洗手，为疗养室的那位病人冲了一杯咖啡。然后，他为塔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穿上一件白色的短外套，在办公桌旁边坐下来，开始翻阅病人就诊登记簿。登记簿上，他也用希伯来文书写数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他将已付账目、拖欠账目、化验日期、化验结果和所有预约变更情况都记在登记簿上。他还掌管装着病历、详细处方、超声波检查和X光检查的档案柜。这些，加上接电话，就是费玛的全部工作。另外，每隔两三个小时，他还要给两位大夫和护士各冲一杯咖啡；偶尔，如果病人在治疗时疼痛难忍，他也为病人冲上一杯。
接待大厅与费玛办公桌相对的一端有一张小咖啡桌、两把扶手椅、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德加[5]和莫迪里阿尼画作的两幅临摹。这就是候诊区。有时，为了帮助病人度过难熬的候诊时间，费玛就找一些中性的话题与对方闲聊起来，比如日益上涨的物价啦、头天晚上播出的电视节目啦等等。然而，大多数就诊病人情愿一声不吭地等在那里，浏览杂志。在这种情况下，费玛就会埋头看自己的报纸，尽量淡化自身的存在，以免发生尴尬。大门紧闭的治疗室里在发生什么事呢?费玛有时听到或者自以为听到的呻吟声是怎么回事呢?形形色色的女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进来，又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离去，这些表情是什么意思呢?诊所里刚刚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儿刚刚开始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或那个女人身后的阳刚的影子是什么呢?那个没生出来的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呢?真的生出来了会是什么样的呢?费玛每每尝试着破解或杜撰这些问题。他猜测着，斗争着，因为一方面他觉得反感，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参与各种形式的痛苦，至少应该在想象中参与这些形式的痛苦。有时，他觉得做女人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公，差不多是一种残酷的疾病，它让人类的一半饱受苦难，使这一半人遭受堕落和屈辱，而人类的另一半却可以幸免。但有时候，又有一种朦胧的嫉妒在他的内心翻腾起来，那是一种被剥夺感或失落感，好像他受到了欺诈，被人骗走了一种神秘的本领，这种本领可以让她们能够同世界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而他却永远做不到。他越是这样想，就越难分清自己是在怜悯还是在嫉妒。子宫、受精、妊娠、生产、产褥期、哺乳，甚至月经，甚至流产和堕胎——他想象着所有这一切，一遍又一遍地用力感受原本不该由他感受的感觉。有时，他这样想着，就会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撩拨自己的乳头。他的两只乳头像是一个空洞的笑话，一个悲哀的古迹。接着，一阵怜悯的潮水袭上他的心头，那是对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一种深沉的怜悯，好像男人和女人之间在性别上的分离只不过是一场残酷的恶作剧。他觉得该是反叛的时候了，是带着同情或理智来采取行动、结束恶作剧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把因为恶作剧导致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时，尽管没人找他，他也会站起身来，到冰箱里取一杯凉水，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递给一位正在候诊的女人，并喃喃地说：就会好的。或者说：喝点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受些。一般情况下，他这样做只能让对方感到些微的诧异。但偶尔也会博得对方感激的微笑，这时他会点点头，好像在说：这算不了什么。
在接电话和登记的间隙，费玛会阅读一本英文小说或某位政治家的传记。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不读书，而是在上班的路上买两份晚报，然后在这里一字不落地阅读。他看得十分仔细，连短新闻、评论和小道消息都不放过，像什么塞费德莫沙夫贪污案、阿什凯隆的一桩重婚案、萨巴村一个单想思的爱情故事啦，等等。任何事都会让他关注。把报纸的东西都搜索一遍之后，他会坐下来，开始记忆有关内容。要么就召开内阁会议，把部长们个个打扮成革命游击队员，对他们发表讲话，预言上帝何时烈怒、何时抚慰，拯救以色列的儿童（不管孩子们愿意不愿意），把安宁带给这片土地。
给病人治疗的间隙，两位大夫和护士要出来稍事休息，喝点咖啡，在这种时候，费玛偶尔会突然失去听力。他会疑惑自己正在这里做什么、他和这些陌生人有些什么共同的地方。还有，如果他不该待在这里，他应该上哪儿呢?可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他痛苦地觉得：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正在等他，对他迟迟不来很是吃惊。接着，在几只口袋里摸索半天之后，他会掏出一片胃灼热药，吞下去，继续浏览报纸，以免漏看了确实要紧的内容。
加德·埃坦曾是艾尔弗雷德·瓦尔哈夫提格的女婿，他当时娶了瓦尔哈夫提格的独生女，可她在耶路撒冷书市上碰到了一位参加书市的诗人，并对他一见倾心，就跟他一起私奔到墨西哥去了。瓦尔哈夫提格是诊所的创始人和资深合伙人，加德·埃坦对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敬畏感。瓦尔哈夫提格会在他面前毫不吝啬地做些不经意的姿势，表达他的顺从和敬意，却故意对他礼貌地呵斥，借以掩饰自己。埃坦大夫的特长是治疗不育症，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当麻醉师。他是一个冷若冰霜、沉默寡言的人。他有一个习惯，总是直勾勾、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手指。好像生怕手指会掉落，好像手指的存在时时刻刻都让他吃惊不已。他的手指优雅、颀长，非常适合演奏音乐。他走起路来像一头昏昏欲睡的野兽，或者像一头刚刚睡醒的野兽。有时，他的脸庞会铺上一层淡淡的冷笑，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笑意。很明显，他的冷漠会在女人身体里激起一种信任和兴奋，一种要帮他摆脱冷漠或者融化其残酷的冲动。埃坦对挑逗性的暗示一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对女病人的表白都是干巴巴的一句话，比如：“哎，是啊，但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说：“怎么办呢?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瓦尔哈夫提格的故事刚讲到一半，埃坦有时便会飞快地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像坦克上的回转炮塔，迈着轻盈的猫步，消失在自己的诊察室门后。似乎所有的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让他隐隐约约地觉得反感。另外，他好几年前就知道塔马暗恋他，所以他偶尔也乐得对她放一句尖酸刻薄的话：
“你身上今天什么味儿?”
或者：
“把你的裙子拉直好吗，别在我们面前露腿，白搭！这种风光我们一天至少得看二十次。”
这一次，他说：
“请你帮个忙，把那个女艺术家的阴道和子宫颈放在我桌上好吗?对，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女士。对，是她的化验结果。你以为我指的是什么?是的，是她的，我要你的没用。”
塔马的双眼，绿色的左眼和棕色的右眼，充满了泪水。而费玛呢，他则像从恶龙嘴里救出公主一样，神气地站起身来，把埃坦刚才提到的资料搁在他的办公桌上。埃坦冲他茫然地瞥了一眼，接着又把他那冷若冰霜的目光移到自己的双手上。在手术室无影灯的强光映照下，他那女性化的手指泛着一种不自然的粉红色光亮：所有的指头看上去几乎都是透明的。他觉得有必要给费玛也来上致命的一击：
“你也许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吧?那么请你告诉利希特夫人，就是今天——对，用电话通知她——我要她在下次月经结束后恰恰第三天到我这里来。如果这种话在电话里说起来不好听，你可以说下次例假后的第三天。我才不管你怎么说呢。你也可以说在她节日后的第三天，这不关我的事。重要的是根据她的情况敲定就诊时间。谢谢你！”
瓦尔哈夫提格这时赶紧插嘴，就像一个人突然看见失火，赶紧奔过去，随手就把附近桶里的东西往火上泼，根本不看桶里面装的是水还是汽油。他说：
“节日——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贝京[6]和亚西尔·阿拉法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