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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楼梯上就分手了。安妮特刚一离开，剪着一头朴素灰白短发的尼娜·格芬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手里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购物篮。她把篮子稳稳当当地放在他的桌子上，搁在报纸、酸奶罐和脏咖啡杯的中间。接着，她气呼呼地点燃了一支内尔森牌香烟，她没用嘴巴将火柴吹灭，而是用手摇晃着。她从鼻孔里冲出两股烟柱子。费玛下意识地咧嘴笑了。造访他的异性客人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了，这种情形让他猛然想起在父亲公寓里进进出出、穿梭不息的那些女宾。或许他自己也到了要惹人注目地拄一根箍着银箍的手杖的时候了?
尼娜问：
“什么事乐成这个样子?”
她的两只鼻孔透过烟雾肯定嗅出了一股香气。还没有等他回答，她又问道：
“刚才我在楼梯上撞上的那个红衣服女人也龇牙咧嘴地在笑，就像一只吃到奶油点心的猫。你刚才是否碰巧就接待过一个客人?”
费玛正打算抵赖。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客人来访?整个大楼上有八套公寓呢。可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对这个脆弱、苦楚的女人撒谎，不让他对这个看上去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雌狐撒谎，对这个他有时称为“我的爱人”的女人撒谎，对这个其丈夫他也喜欢的女人撒谎。他低下头，自我辩护地说：
“是我们诊所的一个病号。不知怎么的，我们就熟悉了。”
“你在自家开了一个诊所分部吗?”
“是这样的，”费玛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徒劳地尝试着把那台摔碎的收音机重新组合起来，“他丈夫可以说是离开了她。她刚才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请我给她一些建议。”
“此处修补破碎的心。”尼娜说，她本想让自己的话在对方听来显得幽默风趣，但费玛听着却差不多要落泪了，“圣费玛，离婚女人的庇护神。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通过预约来会客了。”
她走进厨房，从她的购物篮里拿出一只袋子，袋子里装满了喷剂和洗涤用品，她把袋子暂时放在操作台的边缘。费玛感到，她紧紧地夹着那支烧了半截的香烟的两片嘴唇在那里颤抖。她把为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一件一件地解开来，接着打开了冰箱的门，顿时惊恐得直往后退缩。
“真是脏透了！”她喊叫起来。
费玛窘迫地解释说，事实上他刚刚做了一个全面彻底的大扫除，可就是没来得及清理冰箱。
哎，尤里什么时候回来呀?
尼娜从购物篮的底部掏出一只小塑料袋。
“星期五深夜，也就是明天。我估摸着你们两个都快等不及了。噢，你们在星期六晚上可以共度蜜月了。给你，我把这本讲莱博维茨的书给你带来了。你当时跑了，把书搁在了地毯上。你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费玛?你看看你自己。”
还真是的，安妮特走了之后，费玛忘了要把衬衫下摆给塞到裤子里面，他那件发黄的法兰绒汗背心的下摆也露在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外面。
尼娜无情地把那些经年累月的蔬菜、金枪鱼、已变成化石的奶酪的发霉遗骸和一个打开盖子的沙丁鱼罐头从冰箱里扔了出去，把冰箱给彻底清空了。她用一块擦布饱蘸洗涤剂，用力地擦拭着冰箱里的每个搁架和隔仓。与此同时，费玛从她带来的在格鲁吉亚人面包店购买的那种香喷喷、厚墩墩的黑面包片里挑了好几片，往上面涂黄油，又大勺大勺地涂上果酱，接着就狼吞虎咽地嚼起来。他一边嚼，一边在那里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阐述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事实上是整个北欧左派的垮台我们以色列应该汲取哪些教训。突然，有句话刚刚说到一半的当儿，他就换了另外一种声调：
“喂，尼娜。咱们谈谈前天晚上的事。不，是前天晚上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突然闯进你们家，那样子看上去就像一条淹了个半死的狗，我满口胡言，我扑到你身上，我把你弄得心烦意乱，然后我又不做任何解释就走了。我这会儿真觉得羞耻。我想象不出你对我持什么看法。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认为你不够迷人或者其他什么的。不是这样，尼娜。恰恰相反。我确实认为你很迷人，比以前要更加迷人。只是因为我那一天很不顺。这一个星期我特别不顺。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不是在生活，只是存在而已。在日复一日地爬行。没有思维，没有欲望。《诗篇》里有一首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沉。恰如其分的总结：消沉。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么，就那么整天逛荡，就像去年的雪。来了又走。写了又删。在办公室里填写各种表格。穿衣服又脱衣服。打电话。骚扰大家，把你们逼得发疯。故意刺激我的父亲。怎么还有人能够容忍我?你怎么还没有将我送进地狱呢?你能教我怎样向你赔罪吗?”
尼娜说：
“安静点儿，费玛。你就别再说话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新买来的食品一样一样地摆放在冰箱里这会儿已经光灿灿的搁架上。她柔弱的肩膀在那里颤抖着。从身后看去，费玛觉得她就像一只囚禁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他顿时生出了一股柔情。她仍在那里背对着他，说：
“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听着。一个半小时前，我还在办公室，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你遇到麻烦了。你碰到了糟糕的事。说不定你是病了，这会儿正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在那里发烧。我于是使劲地给你打电话，但你这边总是占线。我琢磨着你有可能忘了挂听筒了，就跟以前一样。我当时正在那里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一个刚刚破产的保险公司的有关事宜，会议开到半截我就冲了出来，马不停蹄地直奔你处。更准确地说，我在路上只停了一下，是为了给你买点儿东西，以免你活活饿死。好像尤里和我把你给收养了，当成了我们的孩子。唯一的区别是，尤里似乎能从中得到极度的乐趣，而我所能得到的只有沮丧。总是这样。我时常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你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然后我就抛开一切事务，一路奔跑到你这里。那是一种令人极度恐惧、极度痛苦的感觉，就好像你正在遥远的地方向我呼唤：尼娜，快点过来！但你不做任何解释。帮帮忙，费玛，你不要往肚子里塞面包了。你看看你现在胖成什么样儿了。不管怎样，我这会儿既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致听你那些关于密特朗[1]和英国工党的石破天惊的理论。留着说给尤里听吧，留着星期六晚上再说吧。我想要你说的只是你究竟怎么啦。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正在发生着一件奇怪的事，但你在瞒着我。比平常的还要奇怪。好像你被人轻度麻醉了。”
费玛立即遵命。他搁下了手中的那片面包，心不在焉地将面包放到洗涤槽里，就好像洗涤槽是一只空杯子。他于是结结巴巴地说，跟她在一起有一点非常好，跟她在一起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他不怕显得荒唐可笑。在她面前，他甚至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很可悲、很愚蠢，就像那天夜里的情况一样。就好像她是他的姐姐。现在，他要说一些陈词滥调的话，但那又如何?陈词滥调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反义词。他要说的是，对他来说，她是个好人。还有，她的手指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手指。
尼娜·格芬仍背对着他，在洗涤槽旁边弓着腰，把费玛刚才扔在那里的面包片拈出来，使劲地在那里擦洗着瓷砖和水龙头，小心翼翼地洗手。她忧伤地说道：
“你把一只袜子留在我那儿了，费玛。”
接着又说：
“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有一起睡觉了。”
她掐灭了香烟，用一只娇美得就像远东少女那样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对他耳语道：
“快点来吧。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得回办公室了。”
两人向床边走去的时候，费玛心中为尼娜的近视暗暗叫喜，因为她刚刚用来掐灭香烟的烟灰缸里有什么东西忽闪了一下，费玛推测必定是安妮特丢失的耳环。
尼娜拉上所有的窗帘，把床罩卷到一边，把两只枕头理好，又摘去眼镜。她的动作是那么平常，那么简练，好像她正在准备接受大夫的检查。在她脱衣服的时候，他赶紧转身背对着她，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意识到再也无法逃脱了，于是也不得不脱去自己的衣服。不雨则已，一雨倾盆，他施虐狂地对自己说道。他飞快地钻进被单里，免得她注意到自己的松弛状态。回想起上次在她家小地毯上让她失望的情景，他不禁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紧紧地贴着她，可他的阴茎软塌塌的，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就像一块皱巴巴的手绢。他将脑袋埋在她那两只沉甸甸、暖呼呼的乳房中间，好像他要企图藏到她身体里面去躲避她。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像冒着枪林弹雨的两个士兵正紧紧地依偎在战壕里。
她喃喃地求他：
“别说话。什么也别说。就这样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舒服。”
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显现出那条被宰杀的狗：他躺在湿漉漉的灌木丛和垃圾中间的一堵矮墙下面，在那里痛苦地扭曲着，在那里渗出最后一滴血，在那里呜咽着。他像是酣睡一样地在她的两个乳房中间喃喃低语着一些她听不清楚的话：回希腊去吧，约珥。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爱情的。还有同情。
尼娜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十一点半了。她吻了吻他的额头，一边摇晃着他的一只肩膀，一边慈爱地说：
“醒醒吧，亲爱的。活动一下。你都睡着了。”
她急促地穿上衣服，戴上她那厚厚的眼镜，接着又点燃一支香烟，她没有吹熄火柴，而是用手摇晃着。
离开之前，只听得轻轻的咔哒一声，她将摔裂的收音机给合了起来。她旋转着旋钮，突然间，国防部长拉宾的声音一下子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表现出最强耐力的一方必胜！”
“行了，修好了。”尼娜说，“我得走了。”
费玛说：
“别生我的气。好几天了，我一直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好像什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晚上我根本睡不着觉。我坐在那里写文章，就好像有人在听着我。没有一个人在听，一切似乎都迷失了。我们大家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尼娜?你知道吗?”
已经走到门口的尼娜把她那戴着眼镜的、像狐狸一般的面庞转向他，说道：
“今晚上我有可能相对早一点下班。你从诊所下班后就直接到我办公室来，然后我们一起到基督教青年会听音乐会。要么我们就去看那部让·迦本主演的电影。然后再一起回我那里。不要垂头丧气的了。”
【注释】
[1] 密特朗（1916——1996），法国总统（1981——1995），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71——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