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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钟，”一个声音说。“五分钟，说不定是六分钟。他们一定动作很快而且没有声响。他甚至都没有叫一声。”
我睁开眼睛，头昏脑涨地望着一颗冰冷的星星。我正仰面朝天。一阵恶心。
那声音又说：“也许更久些。说不定总共八分钟。他们一定待在灌木丛里，就在那辆车停下的地方。这家伙很容易就吓住了。他们肯定拿了盏小灯照着他脸，然后他就晕过去了——就是吓的。这娘娘腔。”
一阵沉默。我爬起身来，一只膝盖跪地。疼痛从我的后脑勺一路涌到我的膝盖。
“然后一个人钻进了汽车，”那声音说，“等着你回来。其他人又躲起来了。他们一定猜到了他不敢一个人来。或者是他的声音让他们起了疑心，就在他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头晕眼花地用手掌撑着身子，仔细聆听着。
“没错，大概就是那么回事。”那个声音说。
那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正在稀里糊涂地自言自语。我在下意识地试图弄明白这件事情。
“闭嘴，傻瓜。”我说道，然后停止了自言自语。
远处传来引擎的突突声，近处是蟋蟀的唧唧声，还有树蛙那特有的叫声——一声声拖长了的“噫-噫-噫”。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乐意听见这些声音了。
我把一只手从地面上抬起，努力甩掉上面黏糊糊的鼠尾草汁，然后在外套的一侧上擦了擦。干得不错，值这一百美元了。我的手跳进大衣内侧的口袋里。马尼拉纸信封自然是不见了。这只手接着又跳进我自己的套装里。我的钱夹还在那儿。不知道我那一百块钱还在不在里面。估计是没了。有样东西抵着我的左肋，感觉沉甸甸的。是那把套在腋下枪套里的枪。
这真是个周到的细节。他们没动我的枪。周到得像什么似的——就像捅完一个人以后，替他合上眼睛。
我摸了摸后脑勺。我的帽子还在。我把它摘了下来——这个过程可不太舒服，然后摸了摸帽子下面的脑袋。这是颗好脑袋，我顶着它有好些时日了。它现在有一点软，有一点浆糊，另外疼得可不止一点点。不过这一记闷棒敲得还算挺轻。这顶帽子也帮忙了。这颗脑袋我还有用。至少我还可以再用一年。
我重新用右手撑地，然后抬起左手，扭动手肘，直到我能看清手表。发光的指针显示的是10点56分，其准确性取决于我的眼睛这时能够聚焦的程度。电话是10点08分打来的。马里奥特在电话里说了大概两分钟。我们出门又花了四分钟。当你真的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完成许多动作。我的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我他娘的干吗要在乎我到底是什么意思？行了，比我强的人也说过比这更没意思的话。行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时是10点15分，差不多吧。那地方距离我们大概十二分钟的车程。10点27分。我下了车，走进那个坑，花了最多八分钟的时间东游西逛，然后爬上来让人给敲了脑袋。10点35分。再给我一分钟时间趴下，摔个嘴啃泥。我之所以摔个嘴啃泥，是因为我的下巴给刮破了。那里很疼。感觉像是刮破了。所以我知道它给刮破了。我不需要去看它。那是我的下巴，我自己知道刮破了没有。你大概是想小题大做吧。行了，闭嘴，让我想想。想什么？……
手表现在显示的是晚上10点56分。这意味着我晕了二十分钟。
一觉睡了二十分钟。不过是舒舒服服地打了个盹儿。在此期间，我搞砸了一桩生意，丢了八千美元。好吧，那又怎样？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你可以击沉一艘战列舰，打下三四架飞机，执行两起死刑。你可以死去，可以结婚，可以先被开除然后找到一份新工作，可以让牙医拔下一颗牙，可以做扁桃腺切除。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你甚至都可以起床了。你还可以在一家夜总会里喝一杯水——也许吧。
一觉睡了二十分钟。真漫长。尤其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睡在旷野里。我开始发抖了。
我这时依然双膝着地。鼠尾草的气味开始让我很不舒服了。这些黏糊糊的汁液，野蜂的蜜就是从这里来的。蜜很甜，实在太甜了。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牙关紧锁，勉强将那股酸水压下了嗓子眼。我的额头上渗出了大滴的冷汗，而我的身体却依然在打战。我站起身来，先是一只脚，接着是双脚，然后挺直了这时依然在微微摇晃的身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被锯下来的腿。
我慢慢转过身去。那辆车不见了。空无一人的土路绵延着爬回矮丘，通向那条铺了路面的街道。左边，那道刷着白漆的四乘四路障在一片黑暗中白得惹眼。在那道灌木丛组成的矮墙外，天空中显现出一片苍白的闪光，那一定是贝城的灯火了。再向右看，贝尔维迪尔俱乐部的灯光就在近前。
我走到刚才停车的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手电筒，用那道微弱的光束指着地面。这里的土质是红土，在干燥的天气里非常硬实，不过今天的天气并非干得冒烟。空气里这时有一点雾气，这点水分粘在地表上，足以显示出刚才停车的位置了。我可以看到那些Vogue重型十层轮胎留下的胎痕，虽然这痕迹非常细微。我用手电筒照着它们，弯下腰来，一阵疼痛让我头晕目眩。我开始追踪这道车痕。它笔直地向前延伸了十几英尺，然后突然拐向左边。它没有转弯。它直奔白路障左端的那道空隙而去，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走到路障边，用那道小小的光束照着灌木丛。刚刚折断的树枝。我钻过空隙，沿着那条打弯的小路继续往下走。这里的土质更松软。更多的胎痕，重型轮胎的。我继续往下走，拐过那道弯，来到了浅坑的边缘，四周被灌木丛所环绕。
没错，它就在那里，铬边和亮闪闪的喷漆甚至在黑暗中也发着微光，尾灯的红色反光玻璃反射着钢笔手电筒的光束。它就在那里，静悄悄的，车灯全熄，车门紧锁。我慢慢地走上前去，每走一步都紧咬牙关。我打开一扇后门，把光束投进车里。里面空无一人。前排也是空的。发动机熄火了。钥匙用一根细链条挂在锁里。椅套没有撕破，玻璃没有裂痕，没有血迹，没有尸体。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关上车门，绕着车身缓缓地走了一圈，寻找着蛛丝马迹，但却一无所获。
一个声音突然让我怔住了。
引擎的震动声在灌木丛边响起。我跳开一步，步伐不到一英尺。我手里的电筒灭了。一支枪自动滑进了我手里。接着我看到两道车头灯的光束先是斜向上指向天空，接着又斜向下指向地面。根据引擎的声音判断，这似乎是辆小汽车。空气里此刻含着湿气，引擎因此发出似乎是心满意足的咕隆声。
光束这时向下压得更低了，灯光也变亮了。一辆汽车正顺着土路的弯道下来。它走了三分之二的距离，然后停住了。一盏探照灯啪的一声亮了，灯光扫向路边一侧，在那儿停留了许久，然后又灭了。汽车继续驶下山来。我把枪摸出口袋，蹲在马里奥特这辆车的引擎后面。
一辆外形和色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双座小汽车滑进了浅坑，然后拐了个弯，它的车头灯把这辆大轿车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我急忙把头低下。灯光就像一把剑一样从我头上扫过。小汽车这时停了下来。马达熄火了。车头灯灭了。一阵沉寂。然后一扇车门开了，一只轻盈的脚落在了地上。又是一阵沉寂。甚至连蟋蟀也噤了声。这时一道光一下子把黑暗斩断了大半截，光束与地面平行，离地只有几英寸高。光束横扫而来，我的脚踝根本没时间躲闪。光束停在了我的脚上。沉寂。接着光束抬起，将引擎盖又扫了一遍。
一阵笑声。那是姑娘的笑声。声音很紧张，绷得像曼陀林琴弦一样紧。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声音显得很奇怪。那道白光再一次射向轿车下方，然后落在我的脚上不动了。
那声音说话了，音调不算太尖利：“行了，你呀。从那儿钻出来，举起手，手里给我干干净净的。我的枪瞄着你呢。”
我一动不动。
那道光有一点儿摇晃，就好像举它的那只手这时也有一点摇晃似的。光束再次沿着引擎盖缓缓扫过。那声音又一次逼向了我。
“听着，陌生人。我手里拿着一支十响的连发枪。我枪法也准。你的两只脚都有危险。你打算怎么着？”
“把枪举起来——不然我就把它从你手里轰掉！”我咆哮道。我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有人在猛地扯开鸡舍的板条。
“噢——一位硬汉先生。”她的声音中有一丝颤抖，一丝微妙的小小颤抖。然后这声音又一次坚定了起来。“你出不出来？我数到三。看看我给了你多少机会吧——十二根粗粗的气缸，说不定是十六根。不过你的脚可是会疼的。踝骨要好多年、好多年才能长好；有时候它们永远也长不好——”
我慢慢地直起身来，直视手电筒的光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