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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大学生比较关注的问题。“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网络资料整理）
我认为人才大概有两种，即业务型人才和创造型人才，这两种人才都是社会需要的。如果缺乏后者的创造和引领，前者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两者都在低层次重复很麻烦，我很害怕重蹈晚清的覆辙。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培养的杰出人才还比不上只存在30多年的民国呢？
其一，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波折，内忧外患，灾难颇多。多灾多难。但是整个民国30多年更多灾多难，基本上都在打仗，而且恰恰是最战乱的20世纪40年代出的杰出人才不比前一时期少。
其二，有人说这是因为社会风气浮躁所致。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是政治浮躁，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是经济浮躁。我们从前，至少我是上到高中，认识了水平较高的语文老师后，才借了一些课外书读。因为那时候国家穷，人民穷，没有什么钱买书，最多看些连环画图书，但是还是爱读书的。而现在的学生有钱了，却不爱读书。
其三，有人说这是政治体制导致的。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驯顺的百姓，而非有感情有思想求自由的公民。这值得商榷，也不便多言。
其四，有人说这是教育制度的原因。作家叶开的《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网络上满天飞，如他的名字一样像一片片“叶”子“开”遍网络。我看了一下，他这种论调以前就有很多了，只是现在以博客的形式再次出现罢了，有点特别的是孩子的父亲是作家。这又能怎么样呢？有的教育决策者和领导者基本不懂教育。即使有的学了教育学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也未必懂教育，只懂得让学生、老师为自己的功利目的服务，什么这个分那个率的，其实都是以权谋私。也因为优质资源较少，所以不少家长逼着孩子往前赶。你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又岂止语文教育是如此，整个中国的教育基本如此，只是到了大学好一点。有的管理者甚至为数不少的教师的观念都是如此，压得学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童年，没有青春，没有创造性，甚至没有生命。媒体不是报道，一些中小学生因为惧怕作业太多而自杀的吗。你能有什么办法？
总之，这种教育不是培养人，而是培养工具。甚至到了大学，有些学校都是搞的应试教育那一套。听说某省有个大学，学生一入学就被规定考硕士，还研究考研试题的题型、答题方式。有的学生甚至达到能够背诵教材的地步，但是学生只会考试，不会独立思考，没有看作品，没有做实验，只要被问到“你给我讲讲某某作家的某个作品的故事情节”就哑口无言。所以过了几年，这个学校的考研率陡然下降，因为各大名牌大学都知道该校的学生不是做研究的料。用一些学者的话说：“他们光会看教材，不看作品，不看专著，思维完全得不到开发。”这不是个别现象，思维的僵化和教育的僵化、理想的僵化是一致的。
有的同学引用别人的话说：“没有大师的时代；是永远没有真正文化的时代，没有文化的时代，是没有精神信仰的时代；没有信仰的时代，是无法成为文化大国时代。”这很有道理！但是必须作出自己的思考。
其一，民国的教育是贵族教育。孙犁曾说民国时一个富农还供不起一个高中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从原来的精英教育，转为1997年扩招之后的大众化教育，所以金字塔底座更大了。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底座，看不到顶尖，但是你不能否认受教育的人比以前多了不是一种进步。
其二，民国时候处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期，大多数受过高等甚至中等教育的人都有较好的国学和西学底子。我们经过“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六四”，几十年运动下来，死了不少精英和大师。所以现在从整体而言，文化精英的确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不排除从个体而言等同于甚至超过民国时候的人物出现的可能性。“没有大师的时代，是永远没有真正文化的时代”，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的事实，问题是反思之后要行动。
其三，现在的问题不是文化精英的多少问题，是文化体制、文化精神、文化尊重的问题。如我们扩招之前入读大学的时候，几乎没人抄袭作业，而现在抄袭成为风气，并且人们不以为耻，这短期内难以改变。单从这一点来说，现在也缺乏培育大师的土壤。
不过目前教育具有广度，但是缺乏深度和高度也是事实。中国人本来倾向于实用理性，急功近利，重视经济（金钱）、政治（权力），而非文化，思维缺乏抽象逻辑的深度和信仰的高度，太过重视生活和生存，在“科学技术”里面也重视实用的“技术”，而不是非实用更深远的“科学”。所以四大发明等，我们都是开其端，但是不能提高，西方借鉴过去则提高很快。现在我们的科技更加难以超越西方，文科学术我们暂时是可以的。而我们目前的体制更加强了这一心态。创造虽然不能说一定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但是自由使得极度超越政治的创造成为可能。在体制暂时未达到更大自由的情况下，心灵自由对创造也有益处，但是否长久有益就很难说。
其四，我们中国从古至今都缺乏精神信仰。中国是以道德代宗教，民国时候亦然，但至少还有一种精神信仰，但是现在有什么？所以“没有文化的时代，是没有精神信仰的时代；没有信仰的时代，是无法成为文化大国时代”说得对。
其五，一个劲地说没有大师也不对劲。每个人做好自己才是上策，这就为大师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说不定自己也会成为大师。大师需要天才，需要勤奋，需要忍耐寂寞，艰苦卓绝。这个世界真正的天才很少，鲁迅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沈从文也不是天才且否定天才，认为只需要勤奋；莫扎特是天才，四五岁就能写交响曲，但是很短命。
不要说“连空气都浑浊了，又岂能两袖清风？”就像我们都知道人都会死，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饭一样。因为我们不想死，还要呼吸，所以至少要把空气弄得适合呼吸，做好自己，否则人都死了，还要什么这种那种体制优越性！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环扣一环的连锁反应式的种种弊端，真的像铁屋子弄得人们难以自由，现在主要先做开窗甚至开门的工作。
民国大概有十年的发展期（1928—1937），之前是军阀混战，之后是抗日战争、国共决战，中间还有九一八、一·二八、济南事件等，但是民国政府咬紧牙关努力发展，那十年已经显示出比较好的势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少最近十多二十年，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化有所希望，但是如前面几点所述，不容乐观。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大学教师、学生都能够努力读书刻苦钻研，以在“大破”的战争中求“大立”的文化科技，以学术文化建国。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沈从文、老舍、巴金等，写出最好的东西的时间几乎都在20世纪40年代。现在和平、富裕多了，为什么不能？！除了缺乏人所共知的氛围外，还有一个字——懒！因为我们除了呐喊，还必须实干，必须创造。不过真的很难作较高期望，金岳霖培养出弟子殷海光等人，但他的徒孙就不行了。现在北大的哲学教授不是像金岳霖一样，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思想，而是一辈子阐释金岳霖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这就是差距。
当然，现在也有令人欣慰的时候。如我在湖边散步时，迎面走来一对大学生情侣，男的用粤语说：“其实教教书，做做学术，闲时思考人生，咁样（这样）的生活先至系（才是）理想的生活，我追求咁样的生活。”女的一脸笑意。对此，我吃了两惊。一是，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走到剑桥、牛津大学去了；也以为走错了时代，走回民国去了。因为这样的学生，已经不占多数，尤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二是，按照这种说法，我过的正是这种理想生活，但真的这么“理想”吗？我不禁困惑。我也只是个性使然而已，说不上理想，只是很平静，在平静中追求，领悟。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