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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奇怪电话的第二天，长峰过了中午仍在家里。他想去伴崎敦也的公寓，但不知到底什么时间去比较好。
那人如果是凶手，目前应该没有上班。长峰呆呆地想着。即使有工作，顶多也只是打打零工，或者从事特殊行业。
不论怎样，中午之前他应该都在家里，长峰猜测。
打来奇怪电话的人，连藏房间钥匙的地方都告诉他了。由此可知，伴崎敦也是一个人住。只要算准他不在家的时间，潜入应该不是难事。
下午一点多，长峰开始做出门前的准备。他将笔记用具、手机、地图和老花镜放入包里，便出门了。他本打算开车，但想到可能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就决定搭电车前往。
在车站的商店买了一台拍立得相机之后，他想起有人说过，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普及后，这种相机的销量便一落千丈。
长峰的手机没有拍照功能，但他有一台高性能的数码相机，却没带。他认为数码照片不能作为证据。
电车很空。他坐在车厢最靠边的座位，重新在脑中整理不久将采取的行动。
天亮之后，他依然决定不立刻告知警察那个奇怪电话—他不想放弃会比警察先找到凶手的可能性。这并不表示他试图跳过正常程序。他只是担心一旦托付给警察，自己将永远失去和凶手面对面的机会。
当然，打来奇怪电话的人说的话不见得是真的，恶作剧的可能性也很高。即使不是恶作剧，也可能是弄错了什么。
所以首先要加以确认。确认之后，必须留下证据。他准备笔记用具和照相机就是为了这个。
如果能找到伴崎敦也等人就是凶手的确切证据，当然要告知警察；即使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也打算在做完调查之后通知警方。
他转了一班电车，在最近的车站下车。出口附近挂着一张周边道路图，他把带来的地图拿出来比对，找到大致位置后走出了车站。
夏日的骄阳烘烤着柏油路，长峰几乎立刻就全身冒汗。他一边用手帕擦着脸和脖颈，一边确认电线杆上的住址标示。
不久，长峰来到了奇怪电话告知的住址，那是一栋两层的旧公寓。
确认附近没人后，长峰慢慢靠近。按照地址，应该是在一楼。他一边瞄着门上的房间号码和门牌，一边慢慢前行。
找到了！
那个房间的门上挂着“伴崎”的门牌，但没有写名字。
他先从门前走过，离开公寓一段距离，拐过一个弯停了下来。心开始急跳。
地址不是编造的，里面好像住着那个姓伴崎的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一点他其实已想过，只不过事到临头又害怕起来。毕竟这是非法入侵民宅，他明白自己虽是被害人的父亲，这种行为也是不允许的。
如果要回头，只有现在。然后打电话给警察，后续事宜他们会妥善处理。他也不会碰到什么危险。
但他并不只是希望凶手被捕。他真正的愿望，是让凶手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憎恨与悲伤。他要告诉他们，绘摩遭到的不幸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让他们彻底明白自己所犯的罪有多重。
如果交给警察，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恐怕不能，他想。正因如此，目前这种不重视被害人家属的司法制度才会问题百出。
只能靠自己了，长峰坚定了这一想法。他要掌握证据，摆在凶手面前，然后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让无辜的绘摩惨遭毒手。通知警察是那之后的事情。
他用力深吸一口气，再次向公寓走去。手心已渗出汗水。
他踏着比刚才快的步伐接近公寓，绕到后面，一边想着房间的位置，一边寻找窗户。伴崎的房间关着窗户，上面挂着有些脏的窗帘，屋内好像没有开灯，空调室外机也没运作。
可能不在家。长峰吞了一口口水。
他又回到公寓前面，决定按门铃。
万一伴崎在家，他打算伪装成报纸推销员。反正一定会被拒绝，他可以先离开，躲在别的地方监视，等待伴崎外出。
如果伴崎不出门又当如何？到时候再说吧，只能另想他法了。
但应该没有那个必要了，因为屋内没有人应声。长峰又按了一次门铃，结果还是一样。
他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将手伸进信箱。打来奇怪电话的人只说钥匙藏在信箱内侧，但不知道是怎样藏的。他的指尖碰到了某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小纸袋。他将手伸进去，摸到了钥匙。
现在不会犹豫不决了。他拿出钥匙，毫不迟疑地插入锁孔。感觉锁打开了，他转动把手将门拉开。
长峰迅速闪身进入门内，考虑是否要上锁。
不知伴崎什么时候会回来。要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可能会引起骚动。如果伴崎是杀死绘摩的凶手倒还好，若不是就糟了。
想到最后，长峰不仅将门锁上，还把钥匙放回信箱中的袋子。如果听见有人拿钥匙，就翻窗逃走好了。他决定先把窗户的锁打开。如果被人从外面看到会带来不少麻烦，所以绝不能拉开窗帘。
他站在拉上的窗帘前，重新环顾室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