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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从远处经过
因为遥远所以蜿蜒
因为黑夜所以动听
因为回忆所以正在经过
因为你,使我看见了良辰美景
——《火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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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
1961年5月生于南京。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散文集《韩东散文》、《爱情柏拉图》,小说集《我的柏拉图》、《交叉跑动》、《西天上》,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等。现居南京。
在我笔下出现过的诗人,有的是我的好友,有的见过面而没有深交,有的通过书信和电话,有的从来就没有联系过。韩东属于“见过面而没有深交”那一类。
虽然没有深交,却不影响我对他的深切关注。自1990年后我比较正式地接触中国大陆的现代诗歌以来,韩东一直是我的阅读对象。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最突出代表之一,韩东的许多作品都曾陪伴我度过无数个青春时期的难眠之夜。毫无疑问,韩东一开始就成为我以及我这一代人的“诗歌接受史”中无法绕开的人物,尽管近几年他已经主攻小说而极少写诗,但我相信,无论在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的文学史家心目中,他作为诗人的分量仍远重要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分量。
一韩东1961年5月生于南京。父亲方之,是一个优秀的作家。韩东受父亲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人格方面而不是写作方面,直到现在,韩东仍觉得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相像:愤世嫉俗,孤僻,不合作。
文革开始时,方之受到连累。8岁时,韩东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虽然有波折,但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在与姜广平的对话中,韩东说:“我的父母很正常,他们的关系很正常,和子女间构成的家庭关系也很正常。我很感激这种正常的父子关系,它使我到了今天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怪胎自己仍能保持镇定。我知道我正常得很,如果说五岁时我们的人格就已经形成了,我可是毫无童年创伤的那种。在家庭内部,一家人很团结,压力和破坏因素来自外面。我是和我的父母、家庭一起经历了一些事,从没有独立面对险恶的情况。从早年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上我觉得挖不出什么离奇的事,有可能解释我的写作和目前的这种孤立情况。”
因为父子这种深厚的感情,父亲去世后,韩东不忍被阅读勾起往事,花了20年才把《方之作品集》读完。
1978年,韩东考上了山东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在韩东看来,读哲学系对自己后来的写作没有什么帮助,有些时候反而会束缚想像力。这也许是韩东的诗歌和小说语言简约而节制,很少缥缈的抒情的原因。
19岁时,韩东开始发表诗歌。最初的写作自然是略显稚嫩而不成熟的,但产量不小。诗歌风格主要受北岛等人的“今天派”的影响。关于北岛等人对自己的影响,2003年8月,韩东在接受常立的采访时说:“当年我们开始写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北岛他们的影响,也就是受《今天》的影响。我们在山东大学搞诗社时,《今天》已经开始流传。我们,至少是我吧,写诗的直接启发就是《今天》。当时觉得北岛他们的诗写得比较复杂,非常美。而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诗歌里是没有的。当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就是在办《老家》、《他们》之前,大多是一些模仿之作,模仿北岛呀,模仿江河呀,反正整个儿模仿‘今天’吧。当然也不是有意识地去模仿,是在那种诗歌方式的气氛下,不自觉地一写就是那种诗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过于热爱一本内部刊物是很危险的,据评论家李建周说,韩东在读大学时曾经因为传阅《今天》而被隔离审查,并差一点被开除学籍。
李建周还拿《今天》和《他们》的创刊号进行比较,找出了它们的相似性,以证明《今天》很有可能影响了《他们》——两刊都发表小说和诗歌,而且都是小说在前,诗歌在后;在诗人的排序上,韩东和北岛都排在第四位;在刊物的命名上,《今天》创刊号的卷首语《致读者》反复出现十多次的“我们”,与韩东的“他们”似乎有某种内在的呼应。此外,正如韩东所说,他之所以开始写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北岛等人的影响。而韩东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就是经北岛推荐在《中国》上发表的。因此,韩东很明确地说说:“直接激起我写作欲望的就是《今天》、北岛。应该说这些人是我文学上的父亲,也不为过。”
发表于《青春》1982年8期的《山民》,应该早期的尝试之作:
小时候,他问父亲
“山那边是什么”
父亲说“是山”
“那边的那边呢?”
“山,还是山”
他不做声了,看着远处
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
他想,这辈子是走不出这里的群山了
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
他只能活几十年
所以没等到他走到那里
就已死在半路上
死在山中
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
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
到他死的时候
儿子就长大了
儿子也会有老婆
儿子也会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也还会有儿子
他不再想了
儿子也使他很疲倦
他只是遗憾
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
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
一度被认为是韩东的代表作,被收录进《朦胧诗选》、《新诗三百首》等选本中,2000年左右,还进入了高中语文教材选读篇目。(面对韩东的大量佳作,教材编选者偏偏心看中了《山民》,诗歌观念之保守,可见一斑。)这首诗的气质有些“杂”,一方面,它具有比较典型的“朦胧诗”气质,迷惘、寻找与反思;另一方面,它的口语化又使人想像起随后几年爆发出来的“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潮流。这说明《山民》在韩东的创作中,仍然属于“夹生”的作品。可想而知,一个对文学有高远抱负的作家,不可能在这样的方式中过多地停留,更不可能满足于对前行者的模仿。因此,韩东在尊敬“老师”的同时,又渴望超越:“那会儿对北岛和《今天》的那种情绪,就像现在年轻人对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一方面,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好得不得了。一方面又竭力在寻找新的出路,为此宁愿他们垮掉,宁愿他们完蛋。”(《关于“他们”及其它》)
源于“PASS北岛”的心情过于迫切,韩东在认为北岛等诗人是自己“文学上的父亲”的同时,又不得不发出违心之语。“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辞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韩东:《长兄为父》)
现在看来,当年那份迫切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山民》发表后,韩东继续自己的探索,并开始反思如何走出“朦胧诗”的阴影。
在常人眼里,韩东和王家新的诗歌价值取向差别巨大,然而在对他们作品的阅读中,我却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巧合”——在韩东写作《山民》的那一年,曾被认为是“朦胧诗人”的王家新已经写出了一首《在山的那边》(编者注:关于该诗,可见本书《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一文)。对比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内涵的“殊途同归”,但从诗歌风格上看,这两首诗也初步体现出了“朦胧诗”和“第三代”两代诗人的诗观差异,相当清晰地显露出了日后各自的走向。《在山的那边》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都要比《山民》早,这也正好反映了两个诗人在当时诗歌界的身份和定位——王家新属于“朦胧诗人”或者“朦胧诗人”到“第三代”诗人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而韩东则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