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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从远处经过
因为遥远所以蜿蜒
因为黑夜所以动听
因为回忆所以正在经过
因为你，使我看见了良辰美景
——《火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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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
1961年5月生于南京。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散文集《韩东散文》、《爱情柏拉图》，小说集《我的柏拉图》、《交叉跑动》、《西天上》，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等。现居南京。
在我笔下出现过的诗人，有的是我的好友，有的见过面而没有深交，有的通过书信和电话，有的从来就没有联系过。韩东属于“见过面而没有深交”那一类。
虽然没有深交，却不影响我对他的深切关注。自1990年后我比较正式地接触中国大陆的现代诗歌以来，韩东一直是我的阅读对象。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最突出代表之一，韩东的许多作品都曾陪伴我度过无数个青春时期的难眠之夜。毫无疑问，韩东一开始就成为我以及我这一代人的“诗歌接受史”中无法绕开的人物，尽管近几年他已经主攻小说而极少写诗，但我相信，无论在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的文学史家心目中，他作为诗人的分量仍远重要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分量。
一韩东1961年5月生于南京。父亲方之，是一个优秀的作家。韩东受父亲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人格方面而不是写作方面，直到现在，韩东仍觉得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相像：愤世嫉俗，孤僻，不合作。
文革开始时，方之受到连累。8岁时，韩东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虽然有波折，但一家人相处十分和睦，在与姜广平的对话中，韩东说：“我的父母很正常，他们的关系很正常，和子女间构成的家庭关系也很正常。我很感激这种正常的父子关系，它使我到了今天被外界认为是一个怪胎自己仍能保持镇定。我知道我正常得很，如果说五岁时我们的人格就已经形成了，我可是毫无童年创伤的那种。在家庭内部，一家人很团结，压力和破坏因素来自外面。我是和我的父母、家庭一起经历了一些事，从没有独立面对险恶的情况。从早年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上我觉得挖不出什么离奇的事，有可能解释我的写作和目前的这种孤立情况。”
因为父子这种深厚的感情，父亲去世后，韩东不忍被阅读勾起往事，花了20年才把《方之作品集》读完。
1978年，韩东考上了山东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在韩东看来，读哲学系对自己后来的写作没有什么帮助，有些时候反而会束缚想像力。这也许是韩东的诗歌和小说语言简约而节制，很少缥缈的抒情的原因。
19岁时，韩东开始发表诗歌。最初的写作自然是略显稚嫩而不成熟的，但产量不小。诗歌风格主要受北岛等人的“今天派”的影响。关于北岛等人对自己的影响，2003年8月，韩东在接受常立的采访时说：“当年我们开始写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北岛他们的影响，也就是受《今天》的影响。我们在山东大学搞诗社时，《今天》已经开始流传。我们，至少是我吧，写诗的直接启发就是《今天》。当时觉得北岛他们的诗写得比较复杂，非常美。而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诗歌里是没有的。当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就是在办《老家》、《他们》之前，大多是一些模仿之作，模仿北岛呀，模仿江河呀，反正整个儿模仿‘今天’吧。当然也不是有意识地去模仿，是在那种诗歌方式的气氛下，不自觉地一写就是那种诗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过于热爱一本内部刊物是很危险的，据评论家李建周说，韩东在读大学时曾经因为传阅《今天》而被隔离审查，并差一点被开除学籍。
李建周还拿《今天》和《他们》的创刊号进行比较，找出了它们的相似性，以证明《今天》很有可能影响了《他们》——两刊都发表小说和诗歌，而且都是小说在前，诗歌在后；在诗人的排序上，韩东和北岛都排在第四位；在刊物的命名上，《今天》创刊号的卷首语《致读者》反复出现十多次的“我们”，与韩东的“他们”似乎有某种内在的呼应。此外，正如韩东所说，他之所以开始写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北岛等人的影响。而韩东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就是经北岛推荐在《中国》上发表的。因此，韩东很明确地说说：“直接激起我写作欲望的就是《今天》、北岛。应该说这些人是我文学上的父亲，也不为过。”
发表于《青春》1982年8期的《山民》，应该早期的尝试之作：
小时候，他问父亲
“山那边是什么”
父亲说“是山”
“那边的那边呢？”
“山，还是山”
他不做声了，看着远处
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
他想，这辈子是走不出这里的群山了
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
他只能活几十年
所以没等到他走到那里
就已死在半路上
死在山中
他觉得应该带着老婆一起上路
老婆会给他生个儿子
到他死的时候
儿子就长大了
儿子也会有老婆
儿子也会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也还会有儿子
他不再想了
儿子也使他很疲倦
他只是遗憾
他的祖先没有像他一样想过
不然，见到大海的该是他了
一度被认为是韩东的代表作，被收录进《朦胧诗选》、《新诗三百首》等选本中，2000年左右，还进入了高中语文教材选读篇目。（面对韩东的大量佳作，教材编选者偏偏心看中了《山民》，诗歌观念之保守，可见一斑。）这首诗的气质有些“杂”，一方面，它具有比较典型的“朦胧诗”气质，迷惘、寻找与反思；另一方面，它的口语化又使人想像起随后几年爆发出来的“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潮流。这说明《山民》在韩东的创作中，仍然属于“夹生”的作品。可想而知，一个对文学有高远抱负的作家，不可能在这样的方式中过多地停留，更不可能满足于对前行者的模仿。因此，韩东在尊敬“老师”的同时，又渴望超越：“那会儿对北岛和《今天》的那种情绪，就像现在年轻人对我们的情绪，是一样的——一方面，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好得不得了。一方面又竭力在寻找新的出路，为此宁愿他们垮掉，宁愿他们完蛋。”（《关于“他们”及其它》）
源于“PASS北岛”的心情过于迫切，韩东在认为北岛等诗人是自己“文学上的父亲”的同时，又不得不发出违心之语。“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辞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韩东：《长兄为父》）
现在看来，当年那份迫切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山民》发表后，韩东继续自己的探索，并开始反思如何走出“朦胧诗”的阴影。
在常人眼里，韩东和王家新的诗歌价值取向差别巨大，然而在对他们作品的阅读中，我却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巧合”——在韩东写作《山民》的那一年，曾被认为是“朦胧诗人”的王家新已经写出了一首《在山的那边》（编者注：关于该诗，可见本书《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一文）。对比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内涵的“殊途同归”，但从诗歌风格上看，这两首诗也初步体现出了“朦胧诗”和“第三代”两代诗人的诗观差异，相当清晰地显露出了日后各自的走向。《在山的那边》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都要比《山民》早，这也正好反映了两个诗人在当时诗歌界的身份和定位——王家新属于“朦胧诗人”或者“朦胧诗人”到“第三代”诗人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而韩东则是“第三代”诗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