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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濬。还在少年时代，这个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
果然，后来邱濬科举高中，仕途顺达，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史》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
孝宗皇帝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步棋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濬就立即下跪谢恩——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
邱濬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是罕见的。七十岁的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呓语，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销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濬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子里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来往。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海瑞。
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濬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哪儿都要踮脚南望。海瑞最后也像邱濬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濬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异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到的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我相信邱濬、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
正当邱濬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
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回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他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
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了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回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后来，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以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