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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封闭而自是的中国而言,上海偏居一隅,不足为道。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仓,小小的上海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一个稍稍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延续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纪太轻……
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面对太平洋,背靠万里长江,可谓吞吐万汇,气势不凡。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海出现了好几个面积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把越来越多的赌注投入其间。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惊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这种悖论中绊绊地成长起来了。
首先是遇到一个个案件。许多新兴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缉,逃到了上海的租界,于是两种法制体系冲突起来了。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渐渐领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辩论等概念的正常含义,也产生了对新兴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陈旧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与此同时,上海人拥有了与苏州私家园林完全不同的公园,懂得了即使晚间不出门也要缴纳公共路灯费。上海文化的重心转向报纸、出版、电影、广播和公私学校,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化产业的道路。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延续“农村包围城市”的方略,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有点自惭形秽,却又没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另一番景象。
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守护一种经济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