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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也就是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但那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
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在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比较舒畅。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价钱，老板说三千，我想这与八十一万相比实在太便宜了，连忙抽出一张一万里尔的纸币塞过去。老板不仅不找钱，反而乐呵呵地按住我的那一沓钱又抽去了两张，说真正的价钱是三万里尔。
为什么把三万说成三千呢？原来老百姓在日常应用中也嫌数字太大，就自作主张，约定俗成地去掉一个零，以缩小十倍来称呼，也不叫里尔了，叫特曼。结果，市场只说特曼，银行只说里尔，很不方便。
这种事情，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必须解决又很容易解决的，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方便下去。民族性格的差异，真是到处可见。
德黑兰最让人惊喜的地方，是街道边潺潺的流水。流在深而无盖的石沟中，行人需要迈大一点的步子才能跨过。水质清纯，水流湍急，从不远处的雪山下来，等于是喧腾的山溪。
在闹市中见到山溪终究稀罕，不能不抬起头来仰望东北方向直插云天的达马万德山（Damavant Mt.）。一座城市，有名山相衬，有激溪相伴，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但是，就在潺潺流水近旁，出现了德黑兰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交通。车多，好的少，都在抢道。越抢越挤，一塞好半天，到处充溢着浓烈的废气。这很影响情绪，而驾车的人情绪一坏，最容易碰碰撞撞，反正塞车没事，就下来打架。两方面扭得很紧，难分难解，边上塞车的人也正无聊着，便跳下车来围观，没有人劝解。
想想也是，如果劝开了，两人再并排塞车，反而尴尬。因此大家明白，万不能松手。只有等车流开始移动，才会不了了之。
车流中有很多出租车，奇怪的是可以大大超载。司机边上的那个座位，挤着两个胖男人，后边一排还有两个人叠坐在别人的膝盖上，“坐怀不乱”。
德黑兰的交通问题历来严重。人口一千二百万，本来已经不少，又由于很少高层建筑，城市撑得很大，几乎是北京的两倍，谁也离不开车，市民早已怨声载道。十几年前下决心建造地铁，也已经在地下挖空一些土方，两伊战争一爆发就成了防空洞。战争结束后大家又惦念起来，于是继续开工，但进度极慢。
终于有市民贴出一张漫画，画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大帝从陵寝中发来一道圣谕：“德黑兰的地铁，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呀？”
政府压力很重，决定国际招标。中标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工程队已经来了两年，正在紧张施工。
本来已经够嘈杂拥挤的中国，居然腾出手来帮别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初一看让人疑惑，细一想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大量以快捷方式缓解嘈杂拥挤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当于“久病成良医”。
逛街回到旅馆，在大堂遇见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年轻人，他就是负责德黑兰地铁工程的中信公司总代表。他从电视里知道我们的来到，专程邀请我们一行到工地做客，还指定我必须发表讲话。
于是，我们很快又进入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见到墙上贴的中国字就兴奋，更何况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中国饭菜的久违香味。假装没闻到，一本正经地热情握手。
讲话我是推不掉的了，便对工程技术人员们介绍了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交往趣事。最后我说，过去中国的史书把通西域的壮举写成“凿通西域”或“凿空西域”，你们倒真是在地下“凿”了。何时凿通，他们的居鲁士会高兴，我们的张骞也会高兴。
伊朗人把中国叫成“秦”，我已拟好了居鲁士大帝的第二道圣谕：“东土秦人，好生了得！”
张骞则谦恭地回答：“彼此彼此。”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黑兰，夜宿Laleh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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