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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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跑之后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四周清一色欧洲人。我长期旅居国外也没怎么感到孤独，惟独这个时候深切感觉到了：啊，我在这里是异乡人，孤身一人！我身边奔跑着许多国家的人。当然有希腊人，还有意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闲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少不了。此外有德国人（这个地球上难道真有看不到德国人的地方）、身穿同样运动服的快乐的法国人、无比友好的北欧人、郁郁寡欢地默默奔跑的英国人。放眼看去，东方人仅我自己。当然旅行时也去了生来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小村庄，但那种地方即使一个人也感觉不出什么孤独。说来也怪，在这周围全是外国人的马拉松路上跑上三小时几十分钟，孤独感竟时不时扑胸而来。什么缘故呢？
不管怎样，我一路跑到了作为终点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馆，所用时间仍不很理想（三小时四十几分），途中乳头被衬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观，还相当痛，这个），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值得举起易拉罐啤酒庆贺。从日本带来的宝贝耐克鞋也表现不俗。好妙！
这雅典马拉松蛮有家庭气氛，不那么兴师动众，感兴趣的人不妨一试。路线自不必说，终点是光荣的奥林匹克体育馆这点也让人切实欢喜。只是，从日本赶来太远，因此保证身体不出毛病相当不易，再说由于希腊菜过于油腻，赛前如何摄取碳水化合物也是个难题。另外，进入雅典市内后的糟糕空气也让人吃不消。
马拉松完了，剩下的就是退飞机票。这个比预想的费事。哪个国家都一样，钱一旦给出就很难回来。但由于GNTO（瑞典政府旅游局）工作人员全力帮忙，加上我死缠活磨，两星期后总算从旅行代理店拿回了钱，我和老婆再次举杯庆贺。GNTO那地方，据我所知是世界上最友善的政府机关，工作效率高，完全为游客着想。如果在希腊出了麻烦事，尽管去找GNTO，而在意大利遇到麻烦，则快快死心塌地为上策。在意大利，一旦出手的钱花两百年也绝对回不来。因为纵然等上五百年，意大利的衙门也不可能有效运转。
这两件事办完后，我们开始去希腊北部悠然旅行。
<h2>雨中的卡瓦拉</h2>
从塞萨洛尼基乘大巴花三个小时来到卡瓦拉。已有年代的大巴长吁一口气似的翻过最后一道山脊，海面、港口和卡瓦拉出现在眼前。卡瓦拉准确发音为卡瓦——拉，是一座三面环山的不大的港城。和大多数希腊此类港城一样，海港入口的山丘上耸立着拜占庭时期又大又老的城堡，城墙炮眼中有生锈的大炮将炮口对准海港入口，城堡最高处迎风飘扬着蓝白两色希腊国旗。港口漂浮着几艘货船，渔船留下白色航迹向外海开去。
由于我是在神户长大的，来到如此地形的场所，不由感到一阵释然。有港口，有包拢它的小商业区，继而有山坡隆起，房屋像俯视港口似的往山顶排列开去——便是这样的场所。海与山之间的距离越窄越好。
卡瓦拉是在那不勒斯（Neapolis）这个名字下作为港湾城市从古代繁荣起来的。距卡瓦拉十五公里的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叫腓立比（Philippi）的古代城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立普二世建造的），卡瓦拉好比它的门户。并且，卡瓦拉还作为圣保罗[4]初次在欧洲传播基督教的地点而闻名。圣保罗在特洛伊城时梦见一个马其顿男子为他献上祝福并这样说道：“请到马其顿去吧，并请解救我们！”圣保罗醒来后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远行。他把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揣进衣袋（开玩笑），领着两个弟子上船，先到萨莫色雷斯岛，之后在卡瓦拉登陆。如此这般，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
但是，由于具有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地利之便，历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屡遭磨难，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继而被诺尔曼人一把火烧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国并入版图，成为土耳其与基督教军队激战的最前线，结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漫长的奋斗史。
我们到达的10月18日对于卡瓦拉城是重要的节日——1919年的这一天，此城从土耳其手里解放出来。希腊北部的城镇都如此拥有各所不同的独立纪念日，这是因为希腊军队是经过浴血鏖战后由西向东把自己的城镇一个个依序从土耳其军队手中夺回来的。这天，人们一大清早就穿戴得整整齐齐赶去教堂，向耶稣献上祝福，感谢解放与独立。
还有热火朝天的游行活动。我们傍晚走进街里的电影院，正看《芳心之罪》[5]（Crimes of the Heart）时，铜管乐队吹奏着虎虎生威的进行曲从电影院门前缓缓通过，以致台词好一会儿听不清楚。
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有挂着镰刀斧头党旗的共产党总部，其一楼有个小咖啡馆。我们常去那里吃早餐，毕竟便宜。在宾馆餐厅吃，一个人将近五百日元，而这里一百日元就能吃下来。刚刚烤好的奶酪饼加稠糊糊的奶油咖啡才一百日元，而且早上6点就开门了。咖啡馆是一对父母及其三十岁左右的儿子经营的。客人有渔民们和共产党员们（看样子大概是，没有细问）。在那里一边看福克纳——不过这福克纳的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呢还是非资产阶级的呢——一边吃早餐。周围时不时有客人吵起来。渔民对渔民，或者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抑或渔民对共产党员……Who Knows？[6]反正我是在此吃便宜早餐。
还有，不知何故，卡瓦拉是个面包好吃的地方，面包品种也和其他地方相当不同。走出共产党咖啡馆，我沿着拜占庭时代的旧城坡路散步。坡路到处有面包铺。从窗口窥看，师傅正在烤早晨的面包，味道也很好闻。一进门，里面出来一个小学生样的小孩，叫我等一下，说新面包马上就好。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灶前边擦汗边烤面包，爷爷和这个男孩卖。男孩把背包放在门口，帮忙干到上学时间（我每每佩服，希腊的小孩子们真是勤快，而意大利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样懒）。他是这个家中多少能讲英语的惟一人物，并以此为自豪。
“Good morning,What can I help you?[7]”他喜不自胜地向我打招呼。
我咬着老伯仔细用纸包好递给我的面包沿坡路爬上城堡，站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城墙上眺望大海和市容，然后穿过嘈杂的鱼市返回宾馆。
我们在这座港城逗留了四天，因为很中意这里。四天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懒洋洋去电影院（《妙想天开》也是在此看的，蛮有趣的）、散步、坐在宾馆阳台上眼望港口、查看鱼市、在鱼市附近的海鲜馆吃喝、吃完继续散步，下雨就在附近超市里买一大堆葡萄酒和奶油饼干，闷在房间里看书。
时不时下雨。下雨天气在小餐馆阳台上看着雨吃鱼，蓦然觉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怎么回事呢？声音散不开，冰镇过头的白葡萄酒瓶浮起一层水珠，渔民们裹着黄色雨衣排成一列，解着色彩鲜艳的渔网的网结，黑毛狗以俨然葬礼勤杂工的姿势一阵小跑去了哪里。男服务生百无聊赖地一眼一眼扫着报纸。男服务生很瘦，蓄着魔术师一般莫名其妙的胡须。我一边吃着烤竹筴鱼，一边把隔着两张桌子前面那个身穿尼龙夹克的老伯形象素描在本子上。他极其无奈似的喝了半升葡萄酒，吃着鱿鱼，撕面包塞进嘴里。顺序有条不紊：喝葡萄酒、吃鱿鱼、把面包塞入口中。一只猫目不转睛地向上看着他。我用圆珠笔别无用意地把这位老伯素描下来。雨日的午后的确无事可干。
但感觉不坏。前面有港，后面有山，回宾馆房间有葡萄酒和奶油饼干。而且现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必须考虑的问题。马拉松跑过了，飞机票退掉了，小说写完了，下一部小说要等些时日才能动笔。
<h2>卡瓦拉驶发的客轮</h2>
在希腊，坐客轮常可见到军人。
至于他们坐客轮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也许前往驻扎地，或者利用休假回故乡也未可知。他们总是三至六人结伙行动。
不管怎样，乘船时的他们显得甚是放松，就好像几个要好的高中生出去住一晚上那样谈笑风生，甚至有点亢奋。
年轻的军人。较之年轻，说年少或许更合适。有的虽留有胡须，却因此更带孩子气。军人和警察看上去像孩子，换言之，即是说我上了年纪。总之，他们确实是一副少年的眼神。
他们身穿土黄色军装，做工甚为马虎，粗粗拉拉，质地如旧毛毯，给人的感觉就像因为不得不给他们穿点什么，所以军队做了这个发给他们。脚上穿的是似乎沉甸甸的长筒靴。便帽折起来夹在肩章里，背着和军装同一颜色的行囊。胸口衣袋里装着盒装香烟。可是，令人不忍的是，那军服全然不适合他们，不合身。
他们三个人靠着客轮甲板扶手，眼望卡瓦拉的港口。暮色正压向港口，渔船已亮起船尾的诱鱼灯。几分钟后轮船就要启航。
一个军人高得不得了，一个军人矮得不成样子，另一个不高不矮，胖墩墩的。如此三人并立一处，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出是军人，参差不齐，松松垮垮。不高不矮的军人从胸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一支叼在嘴上，又递给另外两个，分别点燃，于是三个橙黄色光点在暮色中各自画着圆形。他们一边吸烟一边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或“啊哈哈”放声大笑，或皱起眉头，或挥掌摆手，或显得害羞，或往谁肚子上轻轻来一拳。“万宝路”空了，矮个儿军人随即掏出一盒“骆驼”，又一起吸“骆驼”。无风，烟静静上升，轮廓缓缓消失。
不久，船舱广播响了，通知验票即将开始，要大家进自己的房间，他们这才撤离甲板。三人笑着或再次轻轻来上一拳消失在二等舱的房间中。此后我再未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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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怎么有这么多军队呢？
前不久，希腊和土耳其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希腊兵死了一个，土耳其兵死了两个。我从报纸上得知的。那是一次无谓的枪击事件。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开什么枪，谁谁跨入国境线的此侧啦、说了什么挑衅话啦，无非这个程度。结果有人开枪，对方还击，自动步枪的弹丸飞来飞去，死了三个士兵。希腊方面说土耳其兵先开火的，土耳其方面咬定希腊兵先射击的，两方的国民都只相信自己国家说的。
报纸上大大登出死亡的希腊兵照片（土耳其报纸也会刊登土耳其士兵的照片，不用说），一个十八九岁的英俊小伙子。他身穿军装，面带微笑，那长相让我想起常在客轮上见到的年轻军人。他到底为什么死的呢？
死的总是年轻人，他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时就那样没命了。我已不年轻，去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见了很多人，有很多愉快的感受，也有很多不快的经历，并且这样想道：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人和人互相残杀都是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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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桌一个中年希腊人叫我看电视：“瞧呀，日本！”一等舱休息厅的电视新闻节目推出东京兜町证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们有的叫喊什么，有的竖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money、money[8]”，希腊人用只言片语的英语说，并做出点钱动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详情他的英语水平说明不了。（※后来明白，那就是那个“黑色星期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光景，我就思索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在突尼斯旅行时知道1929年股市暴跌的。“简直就像远方的雷鸣”，他描写道。当然，“黑色星期一”作为规模无法同1929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记得当时某种不安稳的气氛。大概因为那时正思考着战争，从而使得股市暴跌和电视荧屏上人们痉挛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新闻转为日本的首相如何如何。正值中曾根首相下台，政局正因继任人选问题照例变得兵荒马乱。少顷，竹下登的面孔出现在荧屏上。看样子竹下登当选首相了。我不甚知晓竹下登这个人，但竹下登从荧屏上给我的印象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时候英语真是再方便不过：unimpressive[9]。
新闻节目结束后，开始放录像带电影。约翰·米里厄斯（John Milius）的《赤色黎明》。
我用军用小刀削了个梨当晚饭吃，还嚼了奶油饼干，喝了几口水壶里的白兰地，随后翻开福克纳。船轻轻摇晃。电视里传来自动步枪的射击声。美国的少年们正以攻进家乡的古巴兵为对手展开游击战。我合上书，回房间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