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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媒体让我谈谈最近二三十年官场语言变迁的话题。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只有些大致的记忆和感触。政府文书语言是书面语言，同通常意义上的书面语言是有区别的，它的特点在于官方气息，也就是说它是官方书面语言。官方书面语言强调的是规范性和稳定性，排斥个性化和多样化。政府文书需要维护其权威性和统一性，拿来自东北的流行话说：这是必需的！但久而久之，这种语言就趋向僵化和程式化。比如，老百姓日常用语说：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受官方文书语言影响的人也许会说：关于这个事情，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加上“关于”二字，并且把“这么看”这个意思讲成“我的意见”，就是受官方文书的影响。
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不同的时代烙印。“文革”时期的官场语言同现在的官场语言差异就很大。“文革”时期的官场语言主要特点，一是战斗性。动不动就是把什么斗争进行到底，或者争取什么战役的彻底胜利。二是主观性。极度强调和夸大人的意志，典型句式就是“一定要什么什么”，大有不顾客观条件的意味。三是鼓动性。语态语势排山倒海，不让人热血沸腾不罢休。四是诡辩性。首先把自己天然地放在正确的位置，再不由分辩地进行伪逻辑推论。比方：“反对这个决定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我看是少数。少到多少呢？占到百分之二十吗？我看最多只点百分之零点一。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文革”时期最常见的诡辩术，其中言之凿凿地说到百分比是怎么来的？只因这么发言的人占据了话语霸权，无人可与争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官场语言逐渐转入平和，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关于事物的定性推论慢慢少了，定量分析慢慢多了。突出政治的时代讲究的是性，而转入经济建设时期讲究的是量。80年代政府文书中还有战斗性词汇的残留，后来慢慢地消失了。
很多时候，政府比民间都会慢几个节拍。语言的流行也是如此。如网络时代很多词汇，政府要等到民间流行很久之后，才慢慢采用。这虽然是细枝末节的事，但反映的是官方的迟钝或傲慢。有些具有时代特色的词能不能进入官场词汇，或者什么时候进入，都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官场有自己的不成文的习惯，谁也没有办法强行规定如何遣词造句。有些语言也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过去我们听什么“一揽子方案”通常是西方的说法，现在我们国家官方也用这个词。不光是用语习惯的改变，而是同国家政策的变化有关系。
从我写作《国画》到《苍黄》这十年，国家法律、政策有较大变化，办事程序比过去公开和透明。但有的公务员却未能适应这种变化，甚至抱怨因社会进步而使权力受到限制，办事不如以前方便了。反映到语言上，多了“运作”、“摆平”、“搞定”等词语。拿“运作”来说，无非就是转弯抹角，煞费苦心，尽量规避法律和政策风险，办一些本来不应该办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