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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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同样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执政能力的信心。这反过来妨碍了政府解决通胀压力的努力。政治通缩和改革无效的情况愈加恶化，恶化的程度与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形成反比。因此，只要政府继续将增印钞票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类似工资冻结、货币改革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作为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危害的应急方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这些措施常常考虑不周，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公众则对它们怀有疑虑，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改革措施成了新的“负债”——不仅没有完成政府声称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加剧了它们原本想要改善的情况。记者和作家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反复试验法”表示质疑，社会各界公开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

<h4>急剧下降</h4>

1946年，因为成本上涨而遭受最严重损失的是那些依赖国外市场和不得不与突然涌入国内市场的国外产品竞争的行业。制药、造纸、水泥、烟草这样的行业首先受到了外国产品的冲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缫丝业和丝织业也遭受到沉重打击。

1946年底，政府调整了汇率，并采取了其他措施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考虑到通货膨胀造成的整体严峻形势，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生产商面临的困难有：由实际购买力的普遍下降引起的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高利率、持续上升的燃料、水电以及运输成本、不断增加的贸易和生产税。[69]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不利条件最终导致1947年底工业产品的普遍减产以及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的急遽下降。丝织、橡胶、水泥、烟草业是第一批被迫减产的行业。随后是内衣、化妆品、火柴、毛纺业，最后是棉纺业本身。[70]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不为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承担大部分责任。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制定了以增发货币解决财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其次，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例如，货币政策总在放宽信贷和紧缩信贷之间摇摆不定。背离市场的官方利率刺激了地下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些地下市场又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投机资金。政府在1946年向上海大米商人贷款，在一些官员的纵容下，这笔贷款被用作投机，导致大米价格的进一步上升。[71]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继续实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普通商品以及一般的商业活动征收名目繁多的高额税费，但对那些获取暴利的投机者的个人收入则不管不问。此外，政府的外贸政策导致贸易逆差，损害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改善了这一状况。[72]

还有人批评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明显地偏向于官僚资本主义[73]——在职或刚刚退职的政府高官控制的企业——和它们的合作者。这些人享有其他普通企业没有的优势，例如，他们可以利用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弄到外汇，进口国外商品等等。

很难期望公众会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一旦政府推出一项措施，置身事外损失反而会较小。许多企业家变成了投机者，普通职员把积蓄换成黄金，而不是存在银行里，公众只会根据经济生活的现实做出相应的反应。因此，当政府1947年上半年推出债券时，许多资本家并不愿购买。在昆明，在被问到即将销售的政府新债券时，工商业和金融业人士表现得十分谨慎。基于这类债券过去带给人们的教训，他们表示，不经过“仔细考虑”就冒险购买新债券将是不明智的。[74]

到1947年，已经有很明显的迹象显示，公众越来越不愿将他们的储蓄存到银行里了。更安全的方法是将手里的现钱换成金银，或汇到香港。政府规定，私人银行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央银行及其下属银行，这一规定遭到了人们公开的嘲笑和抵制。事实上，在几乎整个内战期间，官方利率和黑市利率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内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在遏制黑市银行或其他机构的活动上都是不成功的。

当囤积居奇比工业生产更有利可图时，资本自然流入到这个领域。大量资金用于投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抗日战争这已经是一个普遍问题了。内战期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剧了人们投机的动机。通货膨胀不仅增加了生产的障碍，也为投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当时的投机活动主要包括：购买、销售、囤积商品；投机证券市场；以黑市利率借贷。

事实上，投机的机会到处都有。例如，1946年底，政府向生产企业贷款，帮助他们支付工人的年终奖金。但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正是这笔贷款造成了股市随后的上涨。大量的资金是经济混乱的根源。数十亿的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或者被汇往香港。据说，一些商人拥有大量资金，但他们不愿向自己的企业投资，因为生产的利润要少于投机的暴利。[75]

下面一段描述商业界活动的文字代表了当时媒体（包括国民党报纸）的普遍看法：

商人无法推卸对糟糕的经济形势负有的一份责任。首先，他们未能改变对经营的态度和方针……他们继续以高利率借用大量款子，用以买进商品、金条、美钞、政府债券、股票，希冀着通胀会转瞬即逝，使他们得以抛售存货，支付利息，仍可收获巨额利润。很多人赚取了颇多利润，其他人则在市场背向时纷纷破产，加剧了银行和商业的失败。[76]

会对商业造成损失的不一定会对商人造成损失。缺乏相关数据使我们不可能得出准确结论，商人和企业家——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是否能从投机中获取与传统商业经营相当的利润。但通货膨胀的确为人们投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强烈的刺激——哪怕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投机。因此，许多人对政府和民间要求商人“改变商业态度”的呼吁置之不理。政府没有专门指派税务官和监管人员落实这些请求，这是一个不幸的疏漏，但恰恰说明了谁是这种投机真正的获利者。

<h4>1948年8月：最后的努力</h4>

在内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和计划中，1947年2月和1948年8月颁布的紧急经济改革措施是政府为稳定经济局势而采取的最具雄心和最著名的两个方案。正因为如此，当它们失败后，对政府造成的打击也是最大的。1947年改革的主要缺陷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里不必重复。1948年第二次改革失败的代价更大，不仅是因为1948年改革的目标覆盖面更广泛，而且国民党领袖自己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除了这次改革，政府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稳定经济、恢复公众信心的手段了。[77]然而，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1948年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包含了导致1947年改革失败的所有相同的因素。因此，新改革方案不可能重新赢得民众的信心以及成功所需要的合作。

政府在8月19日宣布了金融和经济紧急措施。政府还发行了一种新货币。新的金圆券和旧货币之间的汇率被确定为1:3000000。新货币的发行量被限制为20亿金圆券。政府再次禁止罢工和示威抗议。8月19日之后，没有事先得到政府批准，工资和价格不得上涨。金银以及外币——这些都已经成为抵御通胀的主要投资对象——必须上交政府，兑换成金圆券。

其他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商品税、上调金圆券对外币的官方汇率、信贷控制、降低利率、打击囤积居奇。政府指派了三名高官监督这一改革措施在华中、华北和华南的执行。华北的行政院副院长张励生负责监督华北。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被派往华中。广东省省长宋子文负责华南的工作。[78]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全权负责上海地区改革措施的实施。

改革方案才刚刚宣布，媒体就提出了质疑。当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清楚之后，质疑声就更加强烈了。招致公众批评的第一个改革措施是冻结工资和物价。批评者指出，全国不同地区的工资和价格是有所差异的，8月19日的工资和价格并不一定代表全国每个地区最合理的水平。尽管政府有规定，允许在8月19日的基础上做一定程度的上调，但人们怀疑，这一规定会遭到刻意曲解，再次引发1947年那样的骚乱——当时的骚乱也是由冻结工资和物价造成的。[79]

立即招致公众批评的第二个措施是政府要求所有人将手中的金银以及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而那些拥有超过3000美元国外资产的人只需要登记他们的财产。拥有外国资产少于此数额的人甚至不需要向政府申报。[80]自由主义周刊《时与文》上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评论道，实际上，政府紧急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是维持现状。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变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政府冻结了普通民众的工资和薪水，对流往国外的资金则置之不理。官方确定的黄金和外币（拥有黄金和外币的主要是富人）价格等于甚至高于黑市价格，但白银的官方价格（持有白银的主要是穷人）则远远低于黑市价格。不仅如此，不断上涨的商品税损害了合法的工商企业，并不可避免地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同时，富人的收入和财产仍然是免税的。[81]

最终，批评者指出，新的改革方案中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政府改善基本财政状况的东西。解决持续的通货膨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平衡的财政预算。如果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支出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要想实现财政平衡就必须大幅增加政府收入以及社会生产总量。如果不解决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只是用一种货币替代另一种货币，是不可能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的。[82]

人们很快意识到，即使不考虑改革方案本身带有何种缺陷，最糟糕的是这一方案得不到严格地执行。严格执行经济改革措施的地区只有上海。在上海，蒋经国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地进行经济改革，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这次改革是它最后的机会。政府希望它能扭转上海——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糟糕的经济状况，那么国家的其他地区的局势也会随之逐步好转。

蒋经国在上海的活动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他逮捕和惩罚那些最有权势的投机倒把者，被描绘成城市丛林中无所畏惧的猎手。一时之间，蒋经国的“打虎行动”赢得了上海民众的广泛支持——投机商利用通货膨胀为自己捞取好处，上海市民深受其害。超过3000名投机倒把者，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名的商人，被送进监狱。在最后关头，政府试图证明它会将这次改革进行到底，在这次行动中，任何人都不会得到特殊照顾。然而，在一个月之内，当新改革方案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时，蒋经国一开始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成了人们的笑柄。

到8月28日，中央银行已经发行了3000万金圆券，以兑换民众的金银和外币。但政府并没有制订任何措施把所有闲置资金吸引（或驱使）到生产或至少非通胀的领域中。[83]当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点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公众对政府的新币从来都缺乏足够的信心，持续的通货膨胀让存钱失去了意义。[84]

新改革方案在全国其他各地区未能有效地执行对上海的改革造成了更为巨大的压力。蒋经国在上海的强硬手段的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价格稳定下来并保持了大约六个星期。尽管如此，即使没有多少经济头脑的人也明白，如果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上海不可能长时间不受这些地区的影响。[85]但很显然，这种可能性却被南京的经济规划者忽视了。在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改革措施并没有严格执行——商品价格仍在继续上涨。

到9月底，上海已经成了一座经济孤岛。商人们或者预期政府会取消价格控制，因此停止向上海供应商品，或者将商品卖往其他地区。运往上海的大米在城外被外地商人买走，他们愿意支付比上海市场更高的价格。粮食储备不断减少，原材料的补给日益困难，囤积货物被定为刑事犯罪。许多面粉厂被迫减少了产量。上海电力公司得到的煤炭只有每月额定量的一半左右，不得不向市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由于进口成本的上升，政府为成品制定的最高限价居然低于生产成本。例如，某一等级的棉花最高限价是每锭707金圆券。但由于纱线生产商无法以限定价格购买原棉，他们每制造一锭棉纱就要亏损70金圆券。[86]政府没有制定任何规定保证上海能够得到持续的物资供应，定量配给民众必需的商品和材料，或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比例维持在合理的水平。[87]

严重的问题还不止这些，10月初人们又得知了一个更糟的消息，政府又增发了2.2亿金圆券以填补财政赤字。政府在8月宣布，金圆券发行的上限是20亿，现在发行量已经达到了这一限额的50%。所有人都知道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东北和山东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政府军队在9月下旬丢掉了山东省会济南——进一步动摇了民众的信心。

一件与上述问题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最终打破了上海表面的平静。10月1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包括烟草和红酒在内的7种商品的税率。上海所有的烟草商店停止了营业，要求政府允许他们的提高售价，以弥补税率增加造成的损失。政府同意了销售商的这一请求。10月3日，当烟草商店重新开业时，香烟的售价上涨了100%。[88]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人再相信政府有能力稳定物价了。上海立刻出现了抢购狂潮。为了尽量减小预期中的新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人们都急着将手里的现金换成商品。所有人都尽可能利用商品仍然维持限价这一段时间。由于担心亏本，店主们开始缩短营业时间，或停止销售商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干脆完全停业。与此同时，黑市重新繁荣起来，被称为“旅行者”的商人将大量货物运出城市。[89]普通人用自己的资金购买商品，那些更富裕和精明的人则逃往更安全的地方，例如台湾、广东、四川、香港。[90]

蒋经国试图扭转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局势，但他已无能为力了。蒋经国领导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在9月中旬组织了30—40个“巡逻小组”，每个小组招募了数千名工人，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些工人每天在城内巡逻，调查黑市活动。当地居民一旦发现了违反紧急经济方案的行为，可以随时向这些小组汇报。上海电影公司收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指令，禁止在任何影片中讽刺新货币，违反者将以破坏民众对金圆券信心的罪名接受处罚。[91]

蒋经国的监管权力扩大到了整个江苏省、浙江以及安徽。当时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可惜为时已晚。媒体开始公开批评蒋经国的工作。一位评论者写道：“蒋经国在上海孤立无助。他的打虎行动只是暂时缓解了普通民众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上海真正有权势阶层的支持和配合。他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具体地说，蒋经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缺乏基本的了解。无论蒋经国的政治信誉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在前往上海之前，他并没有对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做好充分准备。他没有调查城市的生产需求。10月初当企业家提交生产统计数据，向政府反映困难时，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行动。[92]到10月底，大米、食用油、燃料这样的基本商品已经发生了严重短缺。而药品、奶粉、棺材、卫生纸和棉花已经完全从上海本地市场消失了。[93]

10月31日，行政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经济改革方案的“补充措施”，事实上放弃了此前的最高限价政策。[94]11月1日，南京特别刑事法庭的庭长宣布，那些因涉嫌违反8月19日禁令而遭到拘捕的商人将免于起诉。那些已经被捕、审讯、并被判有罪的人可以交保释放。

11月6日，上海的商品价格已经涨到8月水平的10倍以上。[95]11月8日清晨，猪肉价格还是每斤6金圆券，到上午11点，已经涨到每斤12金圆券。在一天之内，餐馆将价格上调了2倍到3倍。人们在米店门口排起长队，但一粒米也买不到。上海周围的农民在上一年获得了丰收，但他们担心金圆券马上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拒绝出售自己的大米。到11月底，政府开始明目张胆地突破自己最初宣布的20亿元上限，印发金圆券的总量已经达到了34亿元。

几乎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经济改革取得的唯一成果是政府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价值1.7亿美元的金银以及外币。[96]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究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民众多大比例的财产。据估计，至1948年9月底，上交给政府的金银以及外币的总额仅占民众实际持有资产的20%—30%。[97]

在上海，对政府表示最强烈愤慨的群体并不是因为经济混乱而一直遭受损失的“中产阶级”，而是商人和企业家。11月1日，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召开了一次由当地工商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纷纷谴责政府政策对工商业造成的破坏，并强烈抗议众多企业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一位发言者称政府为“庸医”，认为400万上海市民被政府当成了“实验样本”。其他人要求财政部长辞职，并惩罚那些对改革方案负责的人。[98]其他评论者多少显得冷静一些。一位评论者曾做出预测：“这次货币改革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政治系的学生提供的最后一次教训了。”[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