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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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72页（第1173页）。

[36]《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选自《重要文件》，第1—7页。该指示不对外公开。1950年台湾出版的“内政部”调查处编《奸匪现状汇编：土改》（第40—50页）重印了这一指示。台湾版和此处总结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形式而不是内容。除了一些小差异，措辞是相同的。但是条款的先后顺序被打乱了，有些条款的内容被重排。

[37]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来自《重要文件》，第27页；也可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页。

[38]《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来自《重要文件》，第29—37页。

[39]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69页（第943页）。

[40]晋察冀边区成立于1937年11月。边区政府成立于1938年1月（詹姆斯·哈里森：《走向权力的长征：1921—1972年的中国共产党史》，第299页）。

[41]《刘澜涛同志在中共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二月扩干会上的报告》，选自《重要文件》，第56—61页。

[42]彭真：第43—55页，参见此处。

[43]《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政策的指示》，1943年10月18日，来自《重要文件》，第83—88页。

[44]《中央政治部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纲领的指示》，1943年10月1日，见《重要文件》，第78—81页。该指示来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31—135页（第910—913页）。而《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省略了列举十大纲领的第四部分。这里引用的版本中，十大纲领是：与敌斗争，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党风，调查干部，开展时事教育，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这些纲领的大多数在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中有描述。

[45]边区政府成立于1941年7月（哈里森：《走向权力的长征》，第301页）。

[46]对河南国统区饥荒的目击记见白修德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暴风雨》，第166—178页。

[47]冀鲁豫区党委：《减息清债工作指示》，1943年6月8日，见《群运指示汇编》（以后称《指示汇编》），第5页。

[48]柯鲁克夫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中的革命》，第56—59页。

[49]《罗晶同志来信》，参见此处。

[50]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第55—56页。

[5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67—168页（第943页）。

[52]中共1942—1944年整风运动目的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它的目的在于教导党员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问题，以及把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和纪律方法灌输给一个从1937年的四万党员扩大到1942年的几十万党员的政党。很多新党员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领导者而加入它的队伍，倒不是因为它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关于整风运动，见鲍德·考普顿（Boyd Compton）著《毛泽东的中国：1942—1944年的整风文件汇编》。

[53]《区党委关于深入检查群众工作的指示》，1943年11月16日，见《指示汇编》，第8—9页。

[54]黄敬：《关于发动群众及目前中心工作问题的发言》，1944年4月25日，见《指示汇编》，第20—26页。

[55]《分局给第十二地委的指示信》，1945年1月18日，见《指示汇编》，第30页。

[56]《分局给第十二地委的指示信》，1945年1月18日，见《指示汇编》，第30—32页。

[57]冀鲁豫区党委：《清查黑地指示》，1943年2月25日，见《指示汇编》，第1—2页。

[58]《分局关于执行大胆放手中的偏向的指示》，1945年2月8日，见《指示汇编》，第32页。

[59]《分局关于对中农政策的指示》，1944年12月28日，见《指示汇编》，第28—29页。

[60]分局民运部：《群运通报：第二号》，1945年5月7日，见《指示汇编》，第37页。

[61]参见此处。

[62]《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七年来的基本成绩及今后基本任务》，第1—17页。在日本投降后，鲁中区包括26个县，跨泰、鲁、沂、蒙山区。解放区包括350万人口，在争夺区和游击区还有100万人口。沦陷区面积缩小，包括了住在1600个村庄里的略超过100万人口。

[63]黎玉：《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第42页和第56页。

[64]干部和地主的这些问题在黎玉的《报告》中有讨论，第7—11、52—53页；以及《土地总结报告（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第1—6页。

[65]《草案》，第14—35页；黎玉：《报告》，第39页；《斗争总结》，第2—5页。

[66]黎玉：《报告》，第44—48、61页；《草案》，第3页。

[67]黎玉：《报告》，第12、57—59页。

[68]同上，第12页。柯鲁克夫妇所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中的革命》，第110—113页同样描述了河南武安县的一次类似的会议。

[69]数据的来源是：黎玉：《报告》，第12、47页；《莱东县政府：194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总结》，1946年。莱东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鲁中地区泰山分区新成立的一个县城。1946年，这个县有44838户，241435人，住在430个村庄里。这里呈现的数据来自357个这样的村庄。但是黎玉自己承认，数据采集非常困难，他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仅能代表“大致情况”。莒南县的数字可能是最准确的，因为这是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实行得最彻底的地方。

[70]黎玉：《报告》，第15、60—61、84—85页。

[71]黎玉：《报告》，第12页。

[72]黎玉：《报告》，第49页。

[73]同上，第13—14、31—32页。

[74]黎玉：《报告》，第33页。黎没有引用他用来做参考的中央指示。他在9月做出的陈述与上面引用的1945年11月党内指示的语气相似，在这个指示里，毛写道：“只要它真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发生的任何过火行为以后都可以纠正。”

[75]这句引用的话非常有名，说的是革命和请客吃饭间的区别。毛泽东的《湖南报告》的选段当时被广泛重印，这一段无一例外地都予以了保留。在相同的一段中，毛还写道：“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神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来自《重要文献》，第19页。

[76]黎玉：《报告》，第33页。

[77]黎玉：《报告》，第33—37页。

[78]同上，第13—14页。

[79]《解放日报》（延安党报）在1945年2月9日至4月4日着重强调了这样的问题。

[80]参见此处。

[81]关于早先的想法，见萧作梁的《中国的土地革命》。1947年《土地法大纲》将在下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