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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列美国军车开过了我们。车速大概每小时十英里，一个黑鬼开车，不停地响着铃，车头前面还装了一个大型的排障器！”
费伯微微一笑，又去回想他刚抵达英国时的情形。事实上，当日他并没有在滑铁卢车站遇上盘问，而是一路平安无事地抵达伦敦。他住进事先订好的一家旅馆，用的还是那本比利时护照，他曾花了一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好几处乡村墓地，从墓碑上记下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的姓名，申请了三个出生证的副本。随后他利用并不存在的一家曼彻斯特公司的伪造证明文件，找到了住所，并取得了一份卑微的工作。他甚至在战前海格特的选民登记册上注册并投了保守党的票。按照定量配给制度，配给证是透过房东发给在某一晚上在该处过夜的每个人的。费伯当晚设法在三处住所都各待了一段时间，所以就以三种身份弄到了三份配给证。他把那本比利时护照烧掉了——假如他需要护照的话，他可以弄得到三本英国护照。
火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嘈杂声中，旅客们猜到他们已经到站了。费伯下了车，才意识到他有多饿。他的上一顿饭还是前一天吃的香肠和饼干。他穿过收票口，看到了车站的快餐店。里面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大兵，他们在餐桌旁，不是睡着，就是想打个瞌睡。费伯要了一份起司三明治和一杯红茶。
“这儿的食品是为军人准备的。”柜台后面的女人说。
“那就只要红茶好了。”
“有杯子吗？”
费伯有点出乎意料：“我没有。”
“我们也没有，朋友。”
费伯满心厌恶地走开了。他想去东方大旅馆吃饭，但那样太浪费时间。他找到一家小酒店，喝了两杯淡啤酒，又到一家“炸鱼加马铃薯条”店买了一袋马铃薯条，站到行人道上，吃了起来。这些东西居然让他出乎意料之外地饱。
现在他要找一家药店，然后破门而入。
他想把他的底片拿去冲，看看照片能不能洗出来。他不打算冒带上一卷报废的底片返回德国的风险。如果照片不好，他只好再偷些底片，回去重拍一次。想到这个就让他受不了。
这家药店必须是一家独立的小店，不能是那种专门冲洗底片的连锁店。它还要位于当地居民买得起相机（或战前买得起相机）的地区。利物浦街车站所在的伦敦东区不太理想。他决定到布卢姆伯里去。
月光下的街道十分恬静。这天夜里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警报。在法官街，两名宪兵拦住了他，要求看看他的身份证。费伯装出带几分醉意，那两名宪兵也没有问他在街上做什么。
他在南安普敦街的北端找到了他要找的药店。橱窗里有柯达的招牌。没想到，店还开着。他走了进去。
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弓腰驼背的人，已经开始秃顶了，戴着眼镜，穿着白外套，脾气不算好。他说：“我们只接受医生的处方。”
“这没什么。我只想打听一下你们冲不冲洗底片。”
“冲，不过你得明天再来——”
“你们冲印照片有规定吗？”费伯问，“你知道，我很急。”
“你得明天再来——”
“我能当天取吗？我弟弟正在休假，他想带一些照片走——”
“我们最快也得二十四小时。明天再来吧。”
“谢谢，我明天再来。”费伯说了假话。他出门的时候，注意到药店再过十分钟就关门了。他横过马路，站在暗处等候着。
九点一到，那个药剂师走出店门，在身后锁上门，沿路走了。费伯向相反方向走去，过了两个街区之后，转了弯。
看来没有通向店后的路，这让他失望。费伯并没打算从前门破门而入，以防他在店内时万一有巡警注意到前门没锁上。他沿与药店平行的另一条街道边走边看，寻找一条通路。显然没有。不过，店后总该有个天井之类的地方，因为如果两条街的建筑背靠背紧挨着的话，两条街不应该隔这么远的。
最后他来到一所旧的大宅子前面，门前钉着一个牌子，说它是附近一座大学的宿舍。前门没有上锁。费伯走了进去，快步穿过一个食堂。一张餐桌旁坐着一个姑娘，边喝咖啡边看书。费伯咕哝了一句：“我是学校派来查灯火管制的。”她点了点头，继续看她的书。费伯从后门走了出去。
他穿过一座院子，绊到了挡路的一堆垃圾桶上，找着了一扇通后巷的门。门一打开，迎面就是药店的后门。这个后门显然从来没用过。他踩过一座废弃的轮胎和一张旧弹簧床，用肩膀撞门。腐朽的木门很轻易就垮了，费伯到了店里。
他找到了暗房，把自己锁在里面。开关一打开，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红灯就亮了起来。暗房设备齐全，贴了标签的冲洗液整齐地摆放着，还有一部放大机，甚至还有一架烘干机。
费伯迅速而仔细地工作起来，把温箱的温度调得准确无误，把冲洗液调匀，照墙上一座大电钟的指针掌握着进度。
底片完美无瑕。
他把底片烘干，然后放进放大机里，洗了一整套10×8英寸的照片。他看到冲洗盆中的照片逐渐显影，感到一阵欣喜——上帝，他干得多棒！
现在需要作出一项重大决定。
这个问题已经在他的头脑中纠缠了一天了，如今照片既已冲洗出来，他被迫要去面对它了——
万一他送不回去照片怎么办？
他前面的行程是未卜的。尽管有旅行限制和海岸安全规定，他自信还是有能力到达会合地点，但他没把握潜艇是否一定会等在那里，即使他登上船，能不能穿过北海返回德国也是未知数。
他发现了重大的战争秘密，但他有可能会活不成，届时秘密也会跟他一起完蛋——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不寒而栗。
他得想一条后路。这意味着他得写一封给汉堡的信。
当然，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没有通邮。邮件得通过一个中立国，所有这样的邮件肯定都会受到检查。他可以用密码书写，但这毫无意义：他必须附上照片，那才是能说明问题的证据。
有一条邮路，不过已经很陈旧了。伦敦的葡萄牙大使馆中有一位出于政治原因同情德国的官员，由于接受了大量的贿赂，他会把情报透过外交信袋送到里斯本的德国大使馆。这条邮路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开辟了，不过费伯除了卡纳里斯所要求的常规通讯测试之外，从来没有用过。
这次是非用不可了。
费伯觉得十分气恼。他痛恨信任他人。这条邮路可能不通了，或许已经不安全了；如果是这样，英国人会发现他已知道了他们的机密。
间谍工作有一条基本规则，那就是不能让对方了解到你发现了什么秘密，否则，你的发现将是一场空。然后，目前的情况却不同，英国人即使知道了，又能如何？他们仍然非在法国登陆不可。费伯的头脑清晰了。权衡的结果无可置疑地倾向于把他的情报送交葡萄牙大使馆的管道。
尽管本能反对，他还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14
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在乡间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下午。
当五位忧心忡忡的太太向当地警察局报告，她们的丈夫没有回家时，一名乡村警察绞尽他那有限的推理脑汁，得出了结论：这支国民军巡逻队已然全体失踪。他相当肯定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迷了路：这些人非聋即蠢，要不就是年纪老迈，不然他们早就在军中服役了——不过，那位乡村警察还是照样上报给总局，只是为了开脱自己。收到消息的值班室中士马上意识到，这伙失踪的人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军事区巡逻的。
他向他的警长报告，警长上报到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一面派出一名特警队员到现场，一面通报给军情五处，军情五处立即派出布劳格斯。
特警队派的那名队员正是哈里斯，他曾经办过斯托克威尔的谋杀案。他和布劳格斯在火车上会了面。哈里斯再一次邀请布劳格斯星期天到他家用餐，而布劳格斯也再一次告诉他：自己大多数星期天都要照常工作。
他俩下了火车之后，借了两辆自行车，沿运河的纤路骑行。哈里斯比布劳格斯年长十岁，体重也多了五十六磅，对这一路奔波倍感疲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