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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职业意味着终生欺骗。你走出围栏，发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回到工作站后你却会写一份完全无关紧要的报告，报告中丝毫不能提及我们的发现，因为取得这种发现时，我们触犯了法律，影响了他们的文化。
这是一种折磨。你还太年轻，体会不到。这种做法早在你祖父时就开始了。和猪仔在一起，隐瞒知识是痛苦的。你看到他们竭尽全力想克服一个困难，你掌握着知识，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你眼睁睁看着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然后，因为没有你所掌握的知识，他们在正确的结论前退回去，走上错误的道路。看着这样的情形，只要稍稍有点人性，你就会感受到巨大的痛苦。
你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法律是别人制定的，决定是别人做出的。在自己和真理之间筑起高墙的不是我们。如果这些人知道我们早已轻轻一戳，在这堵高墙上打开了一道裂口，受到惩罚的必然是我们。那些异乡科学家，但凡有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理，便会招来十个毫无头脑的小人从中作梗，他们鄙视知识，一生从无创见，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真正的科学家的成果中挑剔最微不足道的漏洞和矛盾之处。这帮吸血的苍蝇会叮上你的每一份报告，如果你疏忽大意，哪怕只有一次，他们也绝不会放过。
这就是说，有些猪仔你连提都不能提，因为他们的名字源于我们带来的文化影响：“杯子”会让别人知道我们教给了他们基本的制陶术，“日历”和“镰刀”更是如此。如果让他们发现了“箭”这个名字，连上帝都救不了咱们。
——利波致欧安达和米罗的备忘录，
根据议会的命令从卢西塔尼亚文件集中没收，
在以背叛和渎职罪名起诉
卢西塔尼亚外星人类学家的审判中作为呈堂证物
娜温妮阿的工作一个小时前就做完了，可她还是盘桓在生物学家工作站里不愿离开。克隆的马铃薯在培养液里长得很好，现在她只需每天注意观察就行了，看这种顽强的植物经过她的基因改造之后能不能长出有用的块茎。
已经没什么事了，我为什么还不回家？这个问题她找不到答案。孩子们需要她，这是肯定的。天天早出晚归，回家时年龄较小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这样对待孩子实在不能算是尽到了母亲的责任。但现在，明知道应该回去了，她却仍然在实验室里发呆，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
她想过回家，但不知为什么，想起回家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兴。马考恩不是已经死了吗？她提醒自己，三周前就死了。怎么不早点儿死呢？他做了我需要他做的一切，我也做了他需要的一切，此后，在他腐烂坏死之前四年，我们已经找不出继续在一起的理由了。那些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过一分一刻的爱，但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他。就算不能离婚，分居也行啊。可以不受殴打。到现在她的臀部还觉得僵硬，有时疼得厉害。那是他上次把她摔在水泥地上留下的后遗症。你给我留下了多么可爱的回忆啊，马考恩，我的丈夫，你这个畜生。
一念及此，臀部的疼痛像烧灼一样传遍全身。她满意地点点头。我理应受到这种惩罚，疼痛消失后我反而会更难过的。
她站起来走过房间，腿一点也不瘸，即使疼得受不了，稍微瘸一点会舒服得多。这方面不能宠着自己，任何方面都不能。我活该。
她走出房间，关好门。她一离开，电脑便关闭了房间里的照明灯，只留下植物栽培区的灯，以促进光合作用。她深爱着这些植物，把它们看成自己的宠物。长吧，她日夜对它们呼唤着，快快长大吧。她为每一株死去的植物伤心难过，只有确定彻底没有希望了，她才肯掐掉一株。离开工作站的时候，她似乎还能听到植物们无声的音乐，听到细胞小得不能再小的动静：它们在生长、分裂，形成种种繁复的形式。离开它们，她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从生走向死，配合着臀部肢体的伤痛，她心中的疼痛愈加强烈。
从山坡走向山脚的家时，她发现自家窗户里透出灯光，照亮了下面的山坡。好在科尤拉和格雷戈的房间里没亮灯。她最受不了他们俩对她的谴责：科尤拉的沉默、格雷戈阴沉粗野的举止。可除开这个房间，家里亮灯的房间太多了，包括她自己的房间和前屋。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她最讨厌不同寻常的事。
奥尔拉多坐在起居室里，跟平时一样戴着耳机。但今晚他的眼睛上还戴着互动夹，显然正从电脑里载入过去的影像，或者在下载眼睛里记录的资料。和之前无数次一样，娜温妮阿恨不得自己也能把保存在大脑中的影像下载出来，再把它们删个一干二净，代之以愉快的回忆。比如，删掉对皮波的尸体的记忆，换上他们三人在外星人类学家工作站度过的那些黄金时光；还有删掉对裹在尸布里的利波的尸体的记忆——她的心上人的躯体包裹在一层层织物中。多么希望这些记忆能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有关这具躯体的甜蜜回忆，他抚过她身体的双手，他的嘴唇的轻触。但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被痛苦深深地掩埋了。全都是我偷来的，这些美好的日子，所以它们又从我的手中全都夺走，只给我留下我应受的惩罚。
奥尔拉多朝她转过脸来，互动夹从他眼窝里凸出来。她不禁颤抖了一下，心头涌起一阵羞愧。我对不起你，她无声地说，如果你有另一个妈妈，你肯定不会丧失眼睛。劳诺，出生时你是最好的，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最健全的。但是，我的子宫里产出的任何后代都不可能长久保持健全。
这些她当然没有说，和她一样，奥尔拉多也不开口。她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看看为什么灯没关上。
“母亲。”奥尔拉多说。
他摘下了耳机，从眼窝里拧下互动夹。
“什么事？”
“家里来了客人。”他说，“是那个代言人。”
她感到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别在今晚，她无声地呼喊着。但同时她也知道，自己明天也不愿见他，后天也不愿，永远都不愿见到这个人。
“他的裤子已经洗干净了，正在你房间里换。请别介意。”
埃拉从厨房走进来。“你回来了。”她说，“我正倒咖啡呢，你也有一杯。”
“我上外面去，等他走了我再回来。”娜温妮阿说道。
埃拉和奥尔拉多对视一眼。她立即明白了，她已经被看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无论代言人想在这里干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他。好吧，我就是个问题，一个你们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母亲，”奥尔拉多说，“他和主教说的不一样。这个人挺好的。”
娜温妮阿用她最损人的嘲讽语气答道：“你从什么时候成了分辨好人坏人的专家啦？”
埃拉和奥尔拉多又对视一眼。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该怎么向她解释？怎么才能说服她？这个嘛，亲爱的孩子们，我是说服不了的，利波活着时每个星期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一点。他从来没能从我这里掏出那个秘密，他的死亡不是我的过错。
不过他们总算取得了一点成功，她没有离开家，而是进到厨房，在门口与埃拉擦身而过。厨房桌上，小小的咖啡杯整整齐齐排成一圈，中间放着咖啡壶。她坐下来，前臂支在桌子上。这么说，代言人来了，一到这里就直奔她家。他还能去哪儿？他来这里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难道不是吗？又一个生活被我毁掉的人，像我的孩子，像马考恩，像利波，还有皮波，还有我自己。
一只结实有力的手从她肩上伸过来，端起咖啡壶，斜过弯曲的壶嘴，朝咖啡杯里斟下一股细细的、热腾腾的咖啡。
“Posso derramar？”他问。真是个蠢问题，他不是已经开始斟了吗？不过这个声音很温和，他的葡萄牙语带着点好听的卡斯蒂里亚口音。是个西班牙人？
“Desculpa-me，”她轻声说。请原谅我。“Trouxe o senhor tantos quilômetros —”
“星际飞行时我们的计量单位不是公里，堂娜·伊凡娜娃[1]。我们用光年。”他的话好像是一种责备，但语气却是忧伤的，甚至充满谅解、宽慰。这个声音充满诱惑力，这个声音是个骗人高手。
“如果我可以逆转你二十二年的航行，还给你二十二年光阴，我会的。请求你来是个错误，我很抱歉。”她的声音平平板板。她的一生都是一个谎言，连她的道歉听上去也是照本宣科，毫无感情。
“在我的感受中，这段时间没那么长。”代言人道。他站在她身后，所以她还没见过他的脸。“对我来说，我一个星期前才离开我姐姐。我活着的亲人只有她一个了，分手时她的孩子还没有出世，现在她可能已经上完大学结了婚，说不定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我永远不会了解她了。但我了解你的孩子们，堂娜·伊凡娜娃。”
她端起咖啡杯，一口饮尽。滚烫的咖啡灼痛了她的舌头和咽喉，让她的胃部一阵绞痛。“才几个小时，你就以为自己了解他们了？”
“比你更了解，堂娜·伊凡娜娃。”
代言人的大胆言辞吓得埃拉倒抽了一口凉气。娜温妮阿听见了。她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但尽管如此，听到一个陌生人说这种话，她仍然觉得怒火中烧。她转过身来面对他，想厉声反驳他的话，但他已经走开了，没在她身后。她转了转身体，最后站起身来找他，但他已经出了厨房。埃拉站在门口，两眼瞪得大大的。
“回来！”娜温妮阿喝道，“说了这种话你可别想开溜。”
他没有回答。她听见屋子背后传来低低的笑声。娜温妮阿循声而去，穿过一个个房间，来到宅子的最里面。米罗坐在娜温妮阿的床上，门口站着代言人，两人一块儿笑着。米罗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此情此景像一把刀，直插进她的心窝。好多年没见他笑过了，她甚至忘了他笑起来是那样甜美，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而她一出现便抹掉了这种笑容。
“金正发火呢，所以我们只好到这儿来说话。”米罗解释道，“埃拉把床铺好了。”
“床铺好没有，我想代言人是不会介意的。”娜温妮阿冷冷地说，“我说得对吗，代言人？”
“整齐和零乱，”代言人回答，“各有各的美。”他还是没有把脸转向她。她觉得这样很好，她说那些伤人的话时就不用直视他的眼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