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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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要自由。她极力反对加在阿拉伯妇女身上的束缚,尽管她出身于一个富有而自由的家庭。她嫁给我父亲,就是要离开中东。当然,她发现西方社会自有其压迫妇女的一套。于是,她就继续冲破大多数规矩。”苏莎说着,回忆起在她成长为成熟女人并开始懂得爱情的时候,如何认识到她母亲的不检点。她肯定当时感到震惊,但现在却无法想起那种感觉了。
“那就让她成了嬉皮士?”狄克斯坦问道。
“嬉皮士相信自由的爱情。”
“我明白了。”
从他对这件事的反应中,她知道他母亲没有爱上狄克斯坦。她毫无道理地为此感到伤心。“跟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她说。她和他谈话就像他们是同龄人。
“不过,你还是先倒上咖啡吧。”
她哈哈大笑:“我给忘了。”
“我父亲是个鞋匠。”狄克斯坦开始说起来,“他修鞋手艺好,可不善于做生意。不过,三十年代对伦敦东区的鞋匠来说,倒是好年头。人们买不起新鞋,就把旧鞋年复一年地修了又修。我们从来没发过财,可我们比周围的大多数人还是有些钱。当然啦,我父亲还是感到了压力,家中要扩大生意,要开第二家店,还要再雇些人。”
苏莎把咖啡递给了他:“要加奶和糖吗?”
“只要糖,不要奶。谢谢。”
“接着说吧。”那是个不同的世界,她一无所知。她从来没想过一个修鞋匠在萧条期间会过得不错。
“卖皮子的以为我父亲是个鞑靼人,他们一向只把最好的皮子卖给他。要是有二等皮子,他们就会说:‘别自找麻烦地把那货色给狄克斯坦,他会直截了当地退回来的。’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他又微微一笑。
“他还健在吗?”苏莎问道。
“他在战前就去世了。”
“怎么回事?”
“唉。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是法西斯分子的天下。他们每晚都要召开露天大会。演讲人会对人们说,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吸食劳动人民的鲜血。演讲者和组织者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士,可场下的观众却是无业游民。会后,他们会在大街上游行,砸碎玻璃窗,骚扰路人。我们的住处成了他们最完美的袭击目标。我们是犹太人,我父亲是个小业主,因此在他们眼里也就是个吸血鬼。而且,跟他们的宣传一致,我们确实比周围的人日子好过些。”
他停住嘴,凝视着空中。苏莎等他接着说。在他讲这段事情时,身体似乎蜷缩成一团——两条腿紧紧地叠着,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后背拱起。他穿着那套不合身的职员灰西装,坐在厨房的凳子上,臂肘、膝盖和肩膀向四下冒出凹凹凸凸的角度,样子像装在袋子里的一捆木棍。
“我们住在店铺的楼上。每个该死的夜晚,我都睁眼躺着,等着他们走过去。我莫名其妙地恐惧,主要因为我父亲吓得要死。有时候,他们什么也没干,只是路过而已。他们通常都高喊口号,常常都要打碎玻璃。有两次他们闯进店里,乱砸一通。我以为他们会上楼来。我把脑袋钻到枕头下边,哭泣着,诅咒上帝把我生作犹太人。”
“难道警察就什么都不管吗?”
“也就是尽力而为吧。如果他们在附近,就加以制止。可是那年月他们的事情太多了。共产党人是唯一帮我们反击的人。所有的党派当然都反对法西斯分子——可是只有他们拿起了鹤嘴锄和撬棍,并且设下路障来反击他们。我想加入共产党,可是他们不要——我太小了。”
“你父亲呢?”
“他伤心透顶。店铺第二次遭到洗劫之后,再没钱装修了。看来,他没有精力再在别处重新开始创业了。他申请救济,无非是瞎忙活。他在1938年去世了。”
“你呢?”
“我很快就长大了。刚够年龄,就参了军。早早地当了俘虏。战后来到牛津,后来退学,去了以色列。”
“你在那儿成家了吗?”
“整个农庄就是我的家……我从未结婚。”
“因为我母亲吗?”
“也许是吧,算一部分原因。你挺直率的。”
她又一次感到耳根臊红了。向一个其实还是陌生人的人这样发问是很亲密的。可是又来得极其自然。她说:“抱歉。”
“用不着抱歉。”狄克斯坦说,“我很少这样谈话。实际上,我也说不清,总觉得这次整个旅程都充满着往昔的踪迹。有一个词很恰当:回忆的芬芳。”
“那意味着嗅到了死亡。”
狄克斯坦耸了耸肩。
一阵沉默。苏莎心想,我挺喜欢这个人。我喜欢他的谈吐和他的沉默、他的大眼睛、他的旧西装、他的回忆。我希望他能够多待一会儿。
她敛起咖啡杯,打开了洗盘机。一只匙子从托盘上滑下,蹦到了大个的旧冰箱底下。她说了声:“该死。”
狄克斯坦跪下去往底下看。
“这一下,得永远藏在那儿了。”她说,“冰箱太重,移不动的。”
狄克斯坦用右手抬起了冰箱的一头,左手伸到下边。他把冰箱放稳,站起身,把匙子递给苏莎。
她瞪着他:“你是什么人?美国队长吗?那家伙重得很呢。”
“我是在地里干活的。你怎么知道美国队长?在我少年时期,他可是个时髦人物呢。”
“他现在还是很时髦。那些漫画艺术真是异想天开呢。”
“哎,取悦大众罢了。”他说,“我们当年只能偷偷地看,因为那是垃圾读物。如今倒成了艺术作品了,也不错。”
她笑了:“你当真下地干活?”他的样子像职员,不像干地里活的。
“当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