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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沙漠深处以六十公里的时速驾着车，心中开始担忧加油的事。他来到一处路口的绿洲小村，几只瘦骨嶙峋的家畜在啃吃一片泥塘周围稀疏的草木。一座茅屋外面，一张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摆着一罐蚕豆和三听芬达饮料，昭示这算是乡野咖啡馆。陶菲克走出车子，跟一个正在给一头骨瘦如柴的水牛喂水的老汉搭讪起来。
“你看到了一辆灰色的奔驰吗？”
那农民茫然地瞪着他，好像他说的是外国话。
“你看到了一辆灰色的小汽车吗？”
老人从前额上轰走一只黑色的大苍蝇，点了点头：“有那么一辆。”
“什么时候？”
“今天。”
这恐怕是他所指望的最精确的回答了。
“走的哪条路？”
老人指着西边的沙漠。
陶菲克问：“我在哪儿可以加油？”
老人向东指着开罗。
陶菲克给了他一枚硬币，返回到车里。他发动了车子，又看了一眼油量表。他还有足够的油可以返回开罗，也就刚够，要是他继续向西开，回程时就会没油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他感到困顿，调转雷诺车朝城里返回。
陶菲克并不喜欢干这行。工作乏味时，他心烦；工作激烈时，他又会恐惧。可他们告诉他，在开罗有重要又危险的工作要干，而且他有成为优秀特工的必要素质，更何况他们在以色列找不到足够的埃及犹太人。如果他拒绝的话，他们不能出去再找一个具备一切素质的人选。因此嘛，当然啦，他就点了头。他并非出于理想主义才为他的国家冒生命危险。这更像是出于个人利益，以色列的垮台会意味着他完蛋了；他以冒生命危险的代价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这是合乎逻辑的。再有，他还期待着那一天——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到时候他会老得不适合做外勤，他们就会让他回家，让他坐办公室。他就能找一个犹太好姑娘，娶了她，安定下来，享受他为之奋斗的家园。
与此同时，他既然已经跟丢了教授，就转而跟踪他的夫人。
她还在观赏街景，此时身边多了一个阿拉伯青年陪护，大概是埃及人安排好在她丈夫不在时照顾她的。当晚，那个阿拉伯人带她到一家埃及餐厅吃了晚饭，送她回家，还在园中的蓝花楹树下吻了她的面颊。
第二天一早，陶菲克到中心邮局给他在罗马的“叔叔”发了一份电报：
舒尔茨在机场与可疑的当地特工见面。游览了两天。由前述特工接走，驶往卡塔拉方向。监视中断。现在监视其妻。
他在上午九点回到扎马里克。十一点半他看到弗洛·舒尔茨在阳台上喝咖啡，就此推测出舒尔茨夫妇所住的公寓房间。
午饭时分，雷诺车里变得酷热无比。陶菲克吃了一个苹果，喝了瓶中温热的啤酒。
舒尔茨教授黄昏时候才回来，乘的还是那辆灰色奔驰。他面容疲惫，如同一个中年人走了长路那样无精打采。他下了车，径直走进公寓楼，头也没回一下。那名特工放下他之后，驾车驶过雷诺，紧盯了一阵陶菲克。陶菲克对此无可奈何。
舒尔茨去了哪里？陶菲克思索着，花了大半天才抵达那里，他在那里待了两夜一天呢，今天又花了大半天才回来。卡塔拉只是许多可能的地点之一：沙漠中的那条公路一路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马特鲁；有一处拐弯通往南端的卡尔库尔·托赫尔；要是换一辆车，再有个沙漠中的向导，他们甚至可以远达利比亚边境的旅游胜地。
晚九点，舒尔茨夫妇又出来了。教授的精神恢复了。他们穿戴整齐去吃晚餐，走了没多远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陶菲克做了决定，不去跟踪他们。
他下车走进公寓的花园。他走进遍地是土的草坪，找到一处灌木丛背后的有利地形，可以通过敞开的前门望进楼房的前厅。那个努比亚看门人坐在一条矮木凳上，掏着鼻子。
陶菲克等待着。
二十分钟之后，那人从木凳上站起身，走到楼房背后消失了。
陶菲克匆匆穿过前厅，轻手轻脚地跑上楼梯。
他有三把万能钥匙，可是没有一把能打开三号房间。最后，他用了一块从学生用的三角板上折下来的弯曲的塑料块捅开了门。
他进了房间，在身后把门关上。
这时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的微弱光线透过没遮蔽的窗子照了进来。陶菲克从裤兜里取出一个微型手电，不过暂时没有打开。
房间宽敞，通风很好，墙壁是白色的，摆着英国殖民时代的家具，有一种像是没人居住的清冷感。房间内设一间客厅、一间餐室、三间卧室和一间厨房。陶菲克飞快地瞥过全屋之后，开始认真察看。
两间小卧室空空荡荡。陶菲克在大卧室里迅速地翻看了所有的抽屉和柜门。立柜里面是年轻女人穿戴的五光十色的衣裙：亮丽的印花、饰有闪光圆片的长袍，绿松石色的、橘红色的和粉色的。标签都是美国制造。电报上说，舒尔茨是奥地利人，但或许他住在美国吧。陶菲克始终没听到他说话。
床头柜上摆着一本《时尚》出版社的英文版埃及导游手册，还有一份复印的论述同位素的讲稿。
如此看来，舒尔茨是位科学家。
陶菲克浏览了全篇讲稿，大多数内容超过了他的知识范畴。他心想，舒尔茨应该是位顶级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特拉维夫方面要弄清的是：这位教授是否在这里为武器研制而工作。
屋里没有个人文件——显然，舒尔茨随身带着他的护照和钱夹。航班标签也已经从配套的几只黄色鞣皮箱上被取下了。
客厅的一张矮桌上，放着两只留有杜松子酒气味的空酒杯：他们在出发前喝过鸡尾酒，他想。
在浴室里，陶菲克发现了舒尔茨去沙漠时穿的衣物。鞋里有许多细沙，裤脚上沾上了灰色的小颗粒，很可能是水泥。在那件皱巴巴的衬衫的胸兜里，他找到了一个约一英寸的细长的蓝色塑料容器，里面装的是用来保护胶卷的那种防光包层。
陶菲克随手把那只塑料瓶装进了衣兜。
在小客厅的垃圾篓里，他发现了被取下的航班标签。舒尔茨夫妇的地址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这可能表明教授在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或者那一带的某个次要些的大学任教。陶菲克迅速地计算了一下，二战期间，舒尔茨应该二十多岁：那么，他极可能是战后去往美国的一位德国火箭专家。
唔，不对。不会用一名纳粹分子为阿拉伯人干活的。
不管是不是纳粹分子，舒尔茨反正是个小气鬼：他的肥皂、牙膏和须后水，都是从不同的航班和旅馆拿来的。
在地板上靠近摆空酒杯的桌子旁边紧挨着一把藤椅，上面放着一个大张的横条笔记本，最上边的一页是空白，只躺着一支铅笔。舒尔茨大概在他的旅途中一边啜饮着加料的姜汁冷饮，一边随手记笔记。陶菲克在公寓房间里搜寻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页。
终于，他在阳台上找到了。纸页已经在一个大型的玻璃烟灰缸里被烧成了灰。
那天夜间很凉。再过些日子，天气会变得暖和，空气中还会混有楼下庭院中蓝花楹盛开的香气。城里往来的车辆在远处呼吼着，这让陶菲克想起他父亲在耶路撒冷的公寓。他不晓得自己何日才能重返那座城市。
他在这里已经尽力了。他要再查看一下那个大笔记本，看看舒尔茨的铅笔笔迹是否在下一页留下了印痕。他转身离开护栏，跨过阳台，径直来到向后通往客厅的法式窗户。
他的手刚刚触碰到门上，就听到了说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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