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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槐想问她为什么笑。也没好问，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只管红着脸向她望着，小艾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便扭身靠在一只邮筒上，望着那街灯下幢幢往来的车辆。金槐站在她身后，也向马路上望着。小艾回过头来向他笑道：“你真用功，我常常看见你在那儿看书。”金槐笑道：“你在哪儿看见我，我怎么没看见你？”小艾道：“你不是常常坐在那房顶上的吗？”金槐笑道：“我因为程度实在太差，所以只好自己看看书补习补习。别的排字工人差不多都中学程度，只有我只在乡下念过两年私塾。”她问他是哪里人，几时到上海来的。他说他十四岁的时候到上海来学生意，家里还有母亲和哥哥在乡下种田。他问她姓什么，她倒顿住了，她很不愿意刚认识就跟人家说那些话，把自己说得那样可怜，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因此犹豫了一会，只得随口说了声“姓王”。她估计着她已经出来了不少时候，便道：“我得要进去了，恐怕他们要找我了。”金槐也知道她是那家人家的婢女，行动很不自由的，不要害她挨骂，便也说道：“我也要回去了。”这样说了以后，两人依旧默默相向，过了一会，小艾又说了声：“我进去了。”便转身走进弄堂。
虽然并没有约着几时再见面，第二天一到了那时候，小艾就想着他今天下了班不知会不会再来，因此就拣了这时候到厨房里去劈柴，把后门开着，不时的向外面看看，果然看见他来了。陶妈刚巧也在厨房里，小艾就没有和他说话，金槐也就走开了。小艾等劈好了柴，便造了个谎说头发上插的一把梳子丢了，恐怕在弄堂里了，便跑出去找。走到弄堂口，金槐还在昨天那地方等着她，便又站在那儿说起话来。
以后他们常常这样，隔两天总要见一次面。后来大家熟了，小艾有一天便笑着说：“你这人真可笑，从前那时候住在一个弄堂里，倒不大说话，现在住得这样远，倒天天跑了来。”
金槐笑道：“那时候倒想跟你说话，看你那样子，也不知道你愿意理我不愿意理我。”小艾不由得笑了，心里想他也跟她是一样的心理，她也不知道他喜欢她。怎么都是这样傻。
金槐又说：“我早就知道你叫小艾了。”小艾却说她最恨这名字，因为人家叫起这名字来永远是恶狠狠的没好气似的。
后来有一次他来，便说：“我另外给你想了个名字，你说能用不能用。”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头和一张小纸片，写了“王玉珍”三个字，指点着道：“王字你会写的，玉字不过是王字加一点，珍字这半边也是个王字，也很容易写。”小艾拿着那张纸看了半晌，拿在手里一折两，又一折四，忽然抬起头来微笑道：“我那天随口说了声姓王，其实我姓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她对于这桩事情总觉得很可耻，所以到这时候才告诉他，她从小就卖到席家，家里的事情一点也记不起了，只晓得她父母也是种田的。她真怨她的父母，无论穷到什么田地，也不该卖了她。六七岁的孩子，就给她生活在一个敌意的环境里，人人都把她当作一种低级动物看待，无论谁生起气来，总是拿她当一个出气筒、受气包。这种痛苦她一时也说不清，她只是说：“我常常想着，只要能够像别人一样，也有个父亲有个母亲，有一个家，有亲戚朋友，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那就无论怎样吃苦挨饿，穷死了也是甘心的。”
说着，不由得眼圈一红。
金槐听着，也沉默了一会，因道：“其实我想也不能怪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也是给逼迫得实在没有办法，也难怪你，你在他们这种人家长大的，乡下那种情形你当然是不知道。”他就讲给她听种田的人怎样被剥削，就连收成好的时候自己都吃不饱，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交不出租子，拖欠下来，就被人家重利盘剥，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卖儿卖女来抵偿。譬如他自己家里，还算是好的，种的是自己的田，本来有十一亩，也是因为捐税太重，负担不起，后来连典带卖的，只剩下二亩地，现在他母亲他哥嫂还有两个弟弟在乡下，一年忙到头，也还不够吃的，还要靠他这里每月寄钱回去。
小艾很喜欢听他说乡间的事，因为从这上面她可以想象到她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此外他又说起去年“八一三”那时候，上海打仗，他们那印刷所的地区虽然不在火线内，那一带的情形很混乱，所以有一个时期是停工的。他就去担任替各种爱国团体送慰劳品到前线去，一天步行几十里路。那是很危险的工作，他这时候说起来也还是很兴奋，也很得意，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不大喜欢他讲国家大事，因为他一说起来就要生气。但是听他说说，到底也长了不少见识。
小艾这一向常常溜出来这么一会，倒也没有人发觉，因为现在家里人少，五太太为了节省开支，已经把刘妈辞歇了，剩下一个陶妈，五太太病在床上，又是时刻都离不开她的。除了有时候晚饭后，有根来了，陶妈一定要下楼去，到厨房里去陪他坐着，不让他有机会和小艾说话。
陶妈本来想着，只要给他娶个媳妇，他也就好了，所以她一直想回乡下去一趟。凭自己的眼力替他好好地拣一个，但是因为五太太病得这样，一直也走不开。托人写信回家去，叫他们的亲戚给做媒，人家提的几个姑娘，有根又都十分反对。
陶妈转念一想，他到上海来了这些时候，乡下的姑娘恐怕也是看不上眼了，便又想在上海托人做媒，又去找上次把有根荐到那南货店里去的那个表亲。那人和那南货店老板是亲戚，没事常到他们店里去坐坐。他背地里告诉陶妈，听见说有根刚来的时候倒还老实，近来常常和同事一块儿出去玩，整夜的不回来。陶妈听了非常着急，要想给他娶亲的心更切了。
有根虽然学坏了，看见小艾却仍旧是讷讷的。他也并不觉得她是躲着他，他以为全是他母亲在那里作梗，急起来也曾经和他母亲大闹过两回，说他一定要小艾，不然宁可一辈子不娶老婆。陶妈都气破了肚子。她因为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这些话也不愿意告诉人，一直也没跟五太太说，所以闹得这样厉害，五太太在楼上一点也不知道。
景藩这时候已经回到上海来了，一直深居简出的，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但是渐渐的就有一种传说，说他在北边的时候跟日本人非常接近，也说不定他这次回来竟是负着一种使命。外面说得沸沸扬扬的，都说席老五要做汉奸了。五太太从她娘家的亲戚那里也听到这话。她问寅少爷，寅少爷说：
“大概不见得有这个事吧。”五太太也知道，他即使有点晓得，也不会告诉她的。
这时候孤岛上的人心很激昂，像五太太虽然国家观念比较薄弱，究竟也觉得这是一桩不名誉的事情，因此更添上一层忧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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