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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总共才三艘船，而对方的木船纵列不断从雾中浮现，似乎不见止境。我们心里发慌，船上一阵恐惧与混乱，大多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划浆手们却发出了欢喜的尖叫。像其他两艘船一样，我们的船也往陆地划去，朝西前行，但无法像他们那样加快速度。船长害怕被抓后会遭受处罚，因而也无力下达鞭打执桨奴隶的命令。后来几年，我常想，我整个的人生就因为当时船长的怯懦而改变了。
而现在我却认为，如果我们的船长没有突然被恐惧征服，我的人生就会从那一刻开始转变。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在，坐在一张老旧的桌子旁写作，回想着在雾中鬼魅般现身的土耳其舰队的色彩时，我已进入了这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说故事的最佳时机。
看见其他两艘船逃离土耳其舰队并消失在雾中后，船长重新振作起来，终于敢鞭打执桨手了，只是，为时晚矣。当奴隶受到获得自由的激情鼓舞，即使鞭子也不能让他们顺从。十多艘土耳其船只划过令人胆怯的浓雾屏障，猝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船长现在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而我相信，他努力克服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的恐惧与羞愧。他命人无情地鞭打奴隶，下令备妥大炮，但奋战的热情燃起得太慢，而且很快就熄灭了。我们遭受到了猛烈的舷炮齐射，如果不马上投降，船就要被打沉。我们决定竖白旗。
我们停在宁静的海面上，等着土耳其船只靠近船侧。我回到自己的舱房，把东西归位，仿佛不是在等待将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敌人，而是等候前来探访的友人。接着，我打开小行李箱，翻寻书本，沉浸在了思绪里。打开一本我在佛罗伦萨花大价钱购买的书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外边传来的哀号声，来来往往的急促脚步声。我脑子里想着的是一会儿就会有人从手中把这本书夺走，但我不愿想这件事，只是思考书里的内容，仿佛书中的思想、文句及方程式中有着我所害怕失去的所有过往人生。我轻声念着随意看到的文句，仿佛在吟诵祈祷文。我拼命想把整本书铭刻在记忆中，这样当他们真的来了，我就不会想到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带给我怎样的苦难，而是记起自己过去的模样，有如回想我欣喜诵记的书中隽言。
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甚至母亲、未婚妻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也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仍时不时会梦见那个曾经是我的男子，或者说我现在相信是我的男子，然后汗流浃背地醒来。记忆中的那个人已经褪色，就像早已不存在的国度，或者像从未存在过的动物，又或者像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器一样，其色彩梦幻般虚无飘渺。当时，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简单地说，他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这个与挚爱的人谈论他的激情、他的计划以及这个世界和科学，并把未婚妻崇敬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其实就是我。当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而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
土耳其水手登上我们的船时，我把书放进行李箱，走了出去。船上爆发了大混乱。他们把所有人都赶到了甲板上，将大家剥得精光。我心中一度闪过趁乱跳船的念头，但又猜想，他们可能会在我身后射箭，或是抓我回来立刻处死，况且我也不知道我们离陆地还有多远。起初没人找我麻烦。穆斯林奴隶解开了锁链，欣喜呼喊，一群人立刻对曾鞭打他们的人展开报复。他们很快就在舱房找到了我，冲进来把我的财物抢了个精光，翻找行李箱搜寻黄金。当他们拿走一些书和我所有的衣服，而我苦恼地翻着遗下的几本书时，有人抓住了我，将我带到一名船长面前。
我后来得知，这位待我不错的船长，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热那亚人。他问我是做什么的。为了避免被抓去划桨，我马上声称自己具有天文学和夜间航行的知识，但没什么效果。接着，凭着他们没拿走的解剖书，我宣称自己是医生。当他们带来一名断了手臂的男子时，我说自己不是外科医生。这让他们大为不快，正当他们要把我送去划桨时，船长看到了我的书，问我是否懂得化验尿和号脉。我告诉他们我懂，因此我既避免了去划桨，也拯救了我的一两本书。
但这项特权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他被带去划船的基督徒，马上恨我入骨。如果可以的话，夜里他们会在囚禁我们的牢房杀掉我，但他们不敢，因为我非常迅速地和土耳其人建立了关系。而我们懦弱的船长遭到了火刑处死。那些曾鞭打奴隶的水手，则被割下耳鼻，放上木筏任其漂流，作为一种警告。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的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即使那些因嫉妒心而告诉土耳其人我根本不是医生的人，晚上也在牢房要我治伤。
我们以壮观的仪式开进了伊斯坦布尔。据说，年幼的苏丹也在看着我们。他们在每支桅杆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下面倒挂上我们的旗子、圣母马利亚的肖像及十字架，让地痞流氓们朝上面射箭。接着，大炮射向天际。和日后那些年我怀着哀伤、厌恶及欢欣的复杂心情从陆地上观看的许多仪式一样，这个典礼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都被晒昏过去了。接近傍晚时分，我们才在卡瑟姆帕夏下了锚。他们用链条铐住我们，让我们的士兵可笑地前后反穿盔甲，把铁箍套在了我们船长和军官们的脖子上，并且耀武扬威、喧嚣地大吹从我们船上拿走的号角和喇叭。我们被带往皇宫来到苏丹面前。城里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街头巷尾，兴致勃勃、好奇地看着我们。苏丹隐身在我们目光未及之处，挑出他的奴隶，并把这些苏丹奴隶与其他人隔开。他们把我们送到加拉塔，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这个监狱是个悲惨的地方。在低矮、狭小、潮湿的牢房中，数百名俘虏在肮脏之中腐烂。我在那里遇到了许多人，得以实习我的新职业，而且真的治愈了其中一些人，还为守卫开了些治背痛或腿疼的处方。所以，我在这里受到与其他人不同的待遇，获得了一间有阳光的囚室。看到其他人的遭遇，我试着对自己的境遇心怀感激。但一天早晨，他们把我和其他犯人一起叫醒，要我外出劳动。我抗议说自己是医生，有医药及科学知识，却换来一顿讪笑：帕夏的庭园要增高围墙，需要人手。每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我们就被铁链铐在一起带出城。搬了一整天的石头之后，傍晚我们依旧被铐着跋涉返回监狱。我心想，伊斯坦布尔的确是美丽的城市，但是人在这里必须是主人，而不是奴隶。
然而，我仍然不是寻常的奴隶。现在我不只照料狱中衰弱的奴隶，也给其他一些听说我是医生的人看病。我必须从行医所得中拿出一大部分，交给把我带到外面的奴隶管事和守卫。靠逃过他们眼睛的那些钱，我得以学习土耳其语。我的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掌理帕夏的琐事。看到我的土耳其语学得很快，他非常高兴，还说我很快就会成为穆斯林。每次收学费他都扭扭捏捏的。我还给他些钱，让他替我买食物，因为我决心好好照顾自己。
一个雾气弥漫的夜晚，一位管事来到我的牢房，说帕夏想见见我。怀着惊讶与兴奋的心情，我立即打理好了自己。我心想，一定是家乡的阔绰亲戚，或者是父亲，也可能是未来的岳父，为我送来了赎金。穿过大雾，沿着蜿蜒狭窄的街道行走，我觉得仿佛会突然回到自己的家，或者如大梦初醒，见到我的家人。或许，他们还设法找人来当中介让我获释；或许，就在今夜，同样的浓雾中，我会被带上船送回家。但进入帕夏的宅邸后，我明白了，自己不可能如此轻易获救。那里的人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
他们先把我带进一处长廊等待，然后引领我进入其中一个房间。一个和善的瘦小男子盖着毛毯，舒展着身子躺在一张小睡椅上，一个孔武有力的魁梧男子站在他的旁边。躺着的男人就是帕夏，他招手示意我近身。我们谈了话。他问了一些问题。我说自己学过天文学、数学，还有一点工程学，也有医学知识，并且治疗了许多病人。他不断问我问题，当我正打算告诉他更多的事时，他说，我能这么快学会土耳其语，必定是个聪明人。他说起自己有个健康上的问题，其他医生束手无策，听到关于我的传闻后，希望让我试试。
他开始描述自己的问题，我不由得认为这是一种只会侵袭世上惟一一位帕夏的罕见疾病，因为他的敌人以流言欺骗了神。但是，他抱怨时听上去只是呼吸急促。我仔细询问，听了听他的咳嗽声，然后去厨房找了些材料，制作了薄荷口味的绿含片。我也准备了咳嗽糖浆。由于帕夏害怕被人下毒，所以我先在他面前啜饮一小口糖浆，吞下了一粒含片。他告诉我，我必须悄悄地离开宅邸返回监狱，小心不要被人看见。后来管事解释说，帕夏不希望引起其他医生的嫉妒。第二天我又去了帕夏宅邸，听了听他的咳嗽声，并给了同样的药。看到我留在他掌心的那些色彩鲜艳的含片，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走回牢房时，我祈祷他能够尽快康复。翌日吹起了北风，温和凉爽，我想即使自己没有意愿，这样的天气也将利于改善健康。但却没有人来找我。
一个月后，我被再次召唤，同样正值午夜。帕夏精神奕奕地自行站起。我很宽慰地听见，他在斥责一些人时呼吸仍旧顺畅。见到我，他很高兴，说自己的病已经痊愈，我是个良医。帕夏问我想要什么回报。我知道他不会马上放我回家，因此，我抱怨自己的牢房，还有狱中的处境。我解释说，如果是从事天文学、医学或者科学工作，我对他们会更有用处，但是沉重的劳役让我精疲力竭，无法发挥长处。我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他给了我一个装满钱的荷包，但大部分都被守卫们拿走了。
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一名管事来到我的牢房，要我发誓不企图逃跑后，他解开了我的锁链。我仍被叫出去工作，但是奴隶工头现在给了我较好的待遇。三天后，那名管事给我带来了新衣服，我知道我已得到了帕夏的保护。
我仍会在夜间被召至不同宅邸。我为老海盗的风湿症、年轻水手的胃痛开药，还替身体发痒、脸色苍白或头痛的人放血。有一次，我给一个口吃的仆人之子一些糖浆，一周后他就开始张口说话了，还朗诵了一首诗给我听。
冬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了。春天到来时，我听说数月没有召见我的帕夏，现在正带舰队在地中海。夏季炎热的日子里，注意到我的绝望与沮丧的人对我说，我实在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我靠行医赚了不少钱。一名多年前改信伊斯兰教并结了婚的前奴隶劝我不要逃跑。他说，就像留着我一样，他们总会留下对他们有用的奴隶，始终不会允许他们回国的。如果我跟他一样，改信伊斯兰教，可能会为自己换来自由，但也仅此而已。我觉得他说这些只是想试探我，所以告诉他，我无意逃跑。我不是没有这个心，而是缺乏勇气。所有逃跑的人都未能逃得太远，就被抓了回来。这些不幸的家伙遭受鞭打后，夜间在牢房替他们的伤口涂药膏的人，就是我。
随着秋天的脚步接近，帕夏和舰队一道回来了。他发射大炮向苏丹致敬，努力想像前一年一样鼓舞这座城市，但他们这一季显然不如人意，只带回了极少的奴隶关进监狱。后来我们得知，威尼斯人烧掉了他们六艘船。我找寻机会和这些大多是西班牙人的奴隶说话，希望得到一些家乡的讯息，但他们沉默寡言、无知又胆怯，除了乞求帮助或食物，无意开口说话。只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断了一只手臂，却乐观地说，他有一位祖先遭遇了同样的灾难却存活了下来，用仅存的手臂写下了骑士传奇。他相信自己会获救，去做同样的事情。后来的日子，当我编写着生存的故事时，常忆起这个梦想活着写故事的男子。不久，狱中爆发了传染病，这不吉利的疾病最后夺去了逾半数奴隶的性命。这段期间，我靠着买通守卫保住了自己。
存活下来的人开始被带出去干新的活。我并未加入。晚上他们谈论着如何一路赶去金角湾顶，在木匠、裁缝与漆匠的监督下，干着各种手工活。他们制作船只、城堡和高塔的纸模。我们后来得知，原来是帕夏要为他儿子娶大宰相的女儿举行一场壮观的婚礼。
一天早晨，我被传唤至帕夏的宅邸。我到了大宅，想着可能是他呼吸急促的老毛病复发。他们说帕夏有事正忙，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坐下等待。过了一会儿，另一扇门打开，一个约比我大五六岁的男子走了进来。我震惊地看着他的脸，立刻感到恐惧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