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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克莱尔的时候，医生说我患有妊娠糖尿病。坦白说，我一直不认为那是事实。检查前一小时，我带伊丽莎白去麦当劳，还喝完了她的高纤柳橙汁，那足以让人血糖偏高。然而，当妇产科医生告诉我结果后，我依然做了一切该做的，实行严格的节食计划，整天饥肠辘辘，一周抽血两次。每当医生检查胎儿发育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闭气。
一线希望？我照过无数次的B超。绝大多数的准妈妈在怀孕超过二十周，度过胎内宝宝的观察期之后，依旧会继续更新胎儿肖像。但对寇克和我而言，观察我们的宝宝是一件平凡且了无新意的事，所以他后来不跟我一起去每周的定期产检了。当我开车去医院时，他会在家照顾伊丽莎白，我则翻起上衣，让超声波探棒在腹部滑动，屏幕上则会显示出一只脚、一边的手肘，以及新生儿鼻梁的倾斜度。满八个月后，胎儿不再像二十周时看见的那般骨瘦如柴，我能看见她的头发、大拇指的纹路、脸颊的弧线。她在屏幕上看起来是那么真实，有时我几乎忘了她还在我肚子里。
“不用多久了。”诀别的那一天，检验师这么对我说，然后用一条温热的毛巾擦去我腹部的凝胶。
“说起来都很容易，”我告诉她，“今天可不是你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追在七岁的女儿身后跑。”
“可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她一边说，一边走到屏幕下方，递给我那天印出来的胎儿脸部照片。
我一看见照片，不由得倒抽一口气。胎儿和寇克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她长得完全不像我，也不像伊丽莎白。新生儿有属于她的大眼睛、酒窝和下巴上的凹陷。我把照片收进皮包，想着拿给寇克看，然后开车回家。
通往我家的街道正在堵车。我猜是因为施工，附近要重新铺路。车子全部都保持一条直线，驾驶者无法动弹，坐在车内听收音机。五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寇克今天值勤，他把午餐时间提前，这样我才能去照B超，不会被伊丽莎白缠住。如果我不赶快回家，他上班可能会迟到。
“感谢老天。”当车阵缓缓移动时，我这么说。可是，等我开近些之后，看到绕道标志设在我家这个街区，警车停在路口的几条小路上。我心头微微骚动，就像看见一辆消防车朝自家附近急驶而去一样。
罗杰，一位和我有过几面之缘的警察正在指挥交通。我摇下车窗。“我住在这里，”我说，“我是寇克·尼尔森的……”
我连话都还没说完，他的脸立刻冻结了。我知道出事了。以前我也看过寇克这样的表情，那是在他告诉我，我的第一任丈夫在车祸中过世的时候。
我解开安全带，试着走出车外，因为怀孕的缘故，看来想必非常笨拙。
“她在哪里？”我大喊，车子的引擎还在运转，“伊丽莎白在哪里？”
“琼，”罗杰一边说，一边紧紧抓住我，“跟我走。”
他陪我走向我住的那条街，看到刚刚在路口看不见的情景。警车的顶灯如节日彩灯般闪烁不已。救护车车门大开。我家大门大大地敞开着。一位警察手里牵着一条狗。唐德力一看见我，便开始疯狂吠叫。
“伊丽莎白！”我大喊，推开罗杰，以我体型和重量的极限飞快地往前冲，“伊丽莎白！！”
我被某人拦截住，打乱了气息。那是警长。“琼，”他温和地说，“跟我来。”
我反抗着艾瑞福警长，又抓又踢又哀求。我以为，如果能跟他起争执，就不用听见他接下来要跟我说的话。
“伊丽莎白！”我轻声喊。
“她中枪了，琼。”
我等他接着说“不过她会没事的”，但他没有。他摇摇头。之后，我才想起那时的他也在哭泣。
“我想看她。”我哭诉。
“还有一件事。”艾瑞福说。就在这时，我看见医护人员推出躺在担架上的寇克。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所有的血好像都被腰部的绷带吸走了。
我握住寇克的手，他眼神呆滞地转向我。“对不起，”他窒息地说，“对不起。”
“发生什么事了？”我如发疯般尖叫，“对不起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太太，”一位医护人员说，“我们必须将他紧急送医。”
另一位医护人员把我推开。我看着他们带走寇克。
艾瑞福把我带向另一辆救护车，他说的每个词坚硬得宛如砖块，一句一句砌出一道墙，横亘在我从前的幸福生活和现在的窘境之间。寇克向我们汇报……发现木匠正在性侵伊丽莎白……僵持不下……开枪……伊丽莎白中弹。
伊丽莎白，当我以前在厨房准备晚餐时，伊丽莎白总是围着我团团转，我都会说：“你会把我绊倒。”
伊丽莎白，你爸和我有事要谈。
伊丽莎白，不是现在。
从来不是。
当艾瑞福领我进入第二辆救护车时，我双腿僵硬。“她是母亲。”当一位医护人员走上前时，他这么说。一具小小的身躯躺在救护车中央的担架上，身上盖着一条厚厚的灰色毯子。我颤抖地走到旁边，脱下衣服。一看见伊丽莎白我就便双膝发软，如果不是艾瑞福，我应该早就倒地了。
她看起来像在睡觉。她的手好好地收在身体两侧，双颊发红。
他们搞错了，就这么简单。
我朝担架弯身，摸摸她的脸。她的皮肤还温温的。“伊丽莎白，”我轻喊，就像在叫她起床上学，“伊丽莎白，该起来啰。”
但她一动不动，她听不见我说话。我整个人倒在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她胸前的鲜血很明显。我试着把她拉得更近，却做不到，我体内的婴儿正好卡在中间。“别走，”我轻声说，“不要走。”
“琼，”艾瑞福碰碰我的肩膀，“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但你得先把她放下来。”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们急着把她带去医院。稍晚我才知道，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只有医生才能宣告死亡。
医护人员小心地把伊丽莎白固定在担架上，给我一张椅子坐在旁边。“等等，”我说，从头上解下一个发夹，“她不喜欢刘海刺进眼睛。”我喃喃着，把她的头发夹好。我把手放在她的额头好一会儿，就像一种赐福的方式。
前往医院的这段无尽长路上，我低头看着自己的上衣，上面沾满了血。但我并不是唯一受到冲击而永久改变的人。一个月后，我生下克莱尔，然后一点都不讶异地发现，婴儿完全不像那天B超影像里的样子。她一点也不像爸爸，反而酷似她那位素未谋面的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