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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说：“你的配偶把撕成碎片的纸冲入马桶，周末时常被叫去参加临时召集的会议，晚上还经常花两个小时写些不能让你看的东西。”
“亲爱的，”伯纳德伤感地说，“你不会是在说汉斯吧。”
“他是不是有了个情人？”丽贝卡放下手里的三明治，她没了食欲。“老实说你怎么想。”
“我为你感到难过。”
四个月前，在秋季学期的最后一天，伯纳德吻过她一次。他们说了再见，互道圣诞快乐，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丽贝卡让伯纳德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她说她仍愿意做他的朋友。一月回到学校以后，两人都装作这件事从未发生过。几个星期后，伯纳德甚至告诉她，他已经和一个与他年纪相当的寡妇在约会了。
丽贝卡不想让他抱有无望的幻想，但伯纳德是除了家人以外她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而丽贝卡还不想让家人因为这件事担心，至少现在不想。“我曾如此确信汉斯爱着我。”说到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也爱着他。”
“也许他真的爱你，有些男人只是经不起诱惑罢了。”
丽贝卡不知道汉斯对两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他从未对此有过抱怨，但两人每周仅仅做一次爱，她觉得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未免太少了一点。“我只想像妈妈那样，有个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互相爱护。”她说，“我以为我能和汉斯一起拥有这些。”
“也许你仍旧可以，”伯纳德说，“外遇不一定会导致离婚。”
“结婚第一年就有外遇呢？”
“我同意。这的确很糟。”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好好问他。他也许会承认，也许会否认，但他会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你想怎么办？你会和他离婚吗？”
丽贝卡摇了摇头。“我永远不会离婚。婚姻是一种承诺。不能因为于己无利就不遵守。即便有违自己的心意，也得遵守。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正做了相反的事。你一定很看不起我。”
“我不会用我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你或者其他人。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我爱我的丈夫，希望他忠于我。”
伯纳德带着钦佩和遗憾笑了笑。“希望能如你所愿。”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下午第一节课的铃声响了。丽贝卡站起身，把三明治放回包装纸。她不会再去吃它了，但和大部分经历过战争之苦的人一样，丽贝卡对于把食物扔掉有种恐惧感。她用手帕擦了擦湿湿的眼睛。“谢谢你的倾听。”她说。
“我没能安慰你。”
“不，你做到了。”说完丽贝卡便离开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
去上英语课的时候，丽贝卡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记完《扭腰舞》的歌词。但长年的教学经验使她能够随机应变。“谁听过一首名叫‘扭腰舞’的歌曲？”一进教室她便大声问。
学生们都听过。
丽贝卡走到黑板前，拿起一个粉笔头。“歌词是什么？”
学生们同声高喊起了歌词。
丽贝卡在黑板上写道：“来吧，宝贝，让我们一起来扭腰。”然后她问：“这句话用德语该怎么说？”
这时她完全忘却了心中的忧愁。
下午课间休息时，丽贝卡在她的收信箱里找到了那封信。她把它带到了教师办公室，拆信前，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看信的时候，她的手一松，杯子掉在地上。
单页纸上印着信头：国家安全部。这是秘密警察的官方称谓，私下里叫斯塔西。信是由一个叫舒尔茨队长的人写来的，这封信命令她到他位于总部的办公室接受质询。
丽贝卡擦干净她洒在地上的饮料，装作没事人一样向同事们道了歉。然后她走进女厕所，把自己关在小隔间里。她想在向人吐露这件事之前好好想想。
东德的所有居民都知道这些人人害怕收到的信。这意味着她做错了什么事——或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被暗探注意到了。她从旁人的描述中得知，坚持自己无辜毫无用处。秘密警察的态度，是认定了她在某件事上有错，不然为什么要质询她呢。暗示秘密警察犯错相当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等于犯下了另一宗罪。
她又看了一遍，发现约定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五点。
她到底做了什么？毫无疑问，她的家庭背景深受怀疑。她的父亲，沃纳，是个开工厂的资本家，他的工厂位于西柏林，东德政府无法触及。丽贝卡的母亲卡拉是个家喻户晓的社会民主党人。外婆茉黛，则是一名英国伯爵的妹妹。不过当局已经好几年没骚扰过他们家了。丽贝卡本以为，嫁给司法部的官员也许使他们家赢得了当局的认同。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她犯了什么罪吗？她有本乔治·奥威尔的反共寓言《动物农场》，这是禁书。她十五岁的弟弟，瓦利，爱弹吉他，还唱一些诸如《这是你的故土》之类的美国歌曲。丽贝卡有时也去西柏林参观抽象画展。而共产党人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校监一样对艺术很保守。
洗手时，丽贝卡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她看上去不是很害怕。她鼻梁高翘，下巴笔挺，还有双坚定的棕色眼眸。她乱蓬蓬的黑色头发一丝不苟地捋到后面。她身材高大，端庄挺拔，有些人觉得她很有压迫感。她可以面对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用一句话让他们安静下来。
但其实她真的很害怕。让她害怕的是，她知道斯塔西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们：对他们的抱怨本身就是一项罪名。这让丽贝卡想起了战争结束时候的苏联红军。那时，苏联士兵可以劫掠、强奸、杀害德国民众，并用这种自由肆意施虐。
这天的最后一节课是教授俄语中的被动语态，简直是一团糟。这节课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她当上一名合格的老师以后，上过最糟糕的一堂课。好在学生们能发现并宽容她所犯的错，甚至在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时给她提示。他们的宽容总算使她挺了过去。放学以后，伯纳德和几个来自教育部的官员聚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多半是讨论如何在半数教师离开的情况下让教学继续下去。丽贝卡不想默不作声地去斯塔西总部，以防他们决定把她扣留在那里。所以她给伯纳德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自己被传召了。
随后丽贝卡搭了辆公共汽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前往市郊利希滕贝格区的诺尔曼人大街。
斯塔西总部是幢新建的丑陋办公大楼。它还没完工，停车场上停着推土机，一边的脚手架也没拆。大楼在雨中显得很狰狞，估计在阳光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进门以后丽贝卡在想，自己还能否从这道门里走出来。
丽贝卡走过开阔的中庭，向前台出示了自己收到的信，然后被护送进电梯上了楼。随着电梯的升高，她感到越来越恐惧。出电梯以后，她踏入了一条墙壁被涂成可怖芥黄色的走廊。然后她被带进一间只有张塑料台面桌子和两把金属椅子的小房间。它充斥着刺激性的油漆味。把她带进房间以后，陪同的人就离开了。
丽贝卡颤抖着独自坐了五分钟。要是抽根烟再来就好了，烟也许能使她镇定下来。她强忍着没哭。
舒尔茨队长进来了。他比丽贝卡年轻一些——她猜他二十五岁左右。舒尔茨队长手中拿着薄薄的一份文件。他坐下来，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然后皱起了眉头。丽贝卡觉得他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心想这会不会是他的第一次讯问。
“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是吗？”他问。
“是的。”
“你住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