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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帕·默里爱上了美国。这里的收音机频率昼夜无休，电视有三个频道，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早报。美国人很慷慨，家里都很大，他们举止放松，不拘小节。而故乡英国就不一样了，英国人即便在做生意、进行电视采访，举行体育比赛时都像在维多利亚式客厅里喝茶一样拘谨。加斯帕的军官父亲没看出这一点，但他的德犹混血母亲却看得很清楚。在美国，人们的举止要更直接。餐馆里的侍者不鞠躬，也不虚情假意地和客人打招呼，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却比英国要高得多。在美国，没人会刻意奉承。
加斯帕计划为《圣朱利安新闻》写一组美国纪行的文章，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离开伦敦前，他找到巴里·皮尤，问《回声报》是否有兴趣看他写了些什么。“看啊，如果你写的东西够特别。”皮尤无动于衷地说。上周加斯帕在底特律采访了奇迹乐队的主唱史莫基·罗宾逊，然后把采访的稿子邮递给了《回声报》编辑部。他觉得稿子应该已经到了伦敦。他在信里附上了杜瓦家的电话号码，但皮尤一直没打电话。加斯帕仍然满怀希望，他想今天打电话问问皮尤。
在美国，加斯帕住在华盛顿的杜瓦家。杜瓦家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一座豪华住宅里，房子很大。“我爷爷卡梅隆·杜瓦一战前买下了这里，”早饭时，伍迪·杜瓦对加斯帕说，“他和我爸爸都是参议员。”
名叫贝特西小姐的黑人女仆为加斯帕倒了橙汁，问他要不要吃些鸡蛋。“谢谢你，我喝点咖啡就行了，”他说，“一小时后我还要和家里的一个老朋友再吃顿早饭呢！”
加斯帕是在杜瓦一家出游伦敦时，在威廉姆斯家彼得大街的房子里见到他们的。除了杜杜，他和杜瓦家的其他人都说不上熟悉，但杜瓦一家还是热情地欢迎加斯帕的来访。和威廉姆斯家一样，杜瓦家的人都很大方，对年轻人更是如此。劳埃德和黛西经常收留流浪在外的年轻人——少则一天，多则一周。加斯帕更是在他们家待了好几年。杜瓦家的人似乎也很好客。“谢谢你们让我住在这里。”加斯帕对贝拉说。
“别客气，这没什么。”贝拉说。
加斯帕转身问伍迪：“没猜错的话，今天您要为《生活》杂志拍摄民权大游行的现场照片吧？”
“是的，”伍迪说，“我会混在人群里，用小型三十五毫米相机小心地把现场最真实的镜头拍下来。别的摄影记者会拍摄平台上发言的名人的特写。”
伍迪穿着很随意的休闲裤和短袖衬衫。对他这样的大高个来说，在人群中抓拍照片也并非易事。但伍迪的新闻照片仍然闻名世界。“和所有对新闻职业有兴趣的人一样，我很熟悉你拍的那些照片。”加斯帕说。
“你有没有感兴趣的专题？”伍迪问，“犯罪、政治，还是战争？”
“我想涉及尽可能多的方面——就像您那样。”
“我感兴趣的是面孔。无论是葬礼、橄榄球赛，还是凶杀案调查，我首先会拍这些场合下的一张张最真实的脸。”
“今天你想拍下些什么？”
“没人能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马丁·路德·金预测参加游行的有十多万人。如果真有这么多，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权游行。人人都希望现场能气氛平静，但这根本无法保证，看看伯明翰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华盛顿可不一样，”贝拉插话说，“这里有黑人警察。”
“黑人警察的数量很少，”伍迪说，“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在现场。”
杜杜·杜瓦走进餐厅。她十五岁了，身材娇小。“谁会在现场？”她问。
“希望别是你，”她妈妈说，“你可别去给我惹麻烦。”
“我当然不去了，妈妈。”
加斯帕发现，分别的两年里，杜杜变得谨慎了很多。这天她穿着棕褐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的牛仔衬衫，显得很可爱，而非性感。对于也许会最终失控的游行日来说，这身装束非常合适。
杜杜对加斯帕的态度仿佛她已经忘了他们在伦敦的调情似的。她示意加斯帕别想当然地重拾他们那段过往。显然，这两年她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加斯帕反倒大松了一口气，幸好她没觉得自己是属于她的。
最后一个出现在餐桌上的是比杜杜大两岁的哥哥卡梅隆。他身穿白衬衫和亚麻西服，戴着领带，像个中年人。“卡梅隆，你也别去惹麻烦。”贝拉说。
“我根本不想沾游行的边。”卡梅隆拘谨地说，“我打算去史密森尼博物馆逛逛。”
杜杜问：“你们觉得有色人种应该得到选举权吗？”
“我不觉得他们会惹出什么麻烦。”
“有了选举权的话，他们就不会以别的方式惹麻烦了。”
贝拉说：“够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加斯帕喝完咖啡。“我要打个越洋电话。”接着他又自觉地补了一句，“我会付钱的。”尽管他也不知道钱是不是真的够。
“快去打吧，”贝拉说，“用书房的那部，别担心钱。”
加斯帕松了口气。“您真是太好了。”他说。
贝拉挥手让加斯帕不用在意，“《生活》杂志也许会帮我付电话账单的。”她含糊地说。
加斯帕走进书房。他打给伦敦的《回声报》编辑部，找到巴里·皮尤。皮尤问他：“加斯帕，在美国过得好吗？”
“非常好，”加斯帕紧张地咽了口口水，“收到我采访史莫基·罗宾逊的那篇文章了吗？”
“收到了，写得很棒，谢谢你。但不适合登在《回声报》上，你改投《新音乐评论》试试。”
加斯帕大失所望。他没兴趣为流行音乐杂志写稿。“好吧，”尽管这么说，但他不打算放弃，“我原本以为，史莫基是披头士最感兴趣的歌手这件事会让读者对采访更感兴趣呢。”
“你的尝试不错，但还差了点火候。”
加斯帕努力不表现出失望。“谢谢你。”
皮尤问：“华盛顿今天有游行吗？”
“今天有民权大游行，”加斯帕又看到希望了，“我会去那里——要我写篇报道吗？”
“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
如果一切正常，就不需要他了。加斯帕失望地想。但他还是说：“没问题，我会的。”
加斯帕放下听筒，焦虑地看着电话。他史莫基·罗宾逊的报道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认为报道中史莫基和披头士的联系肯定能吸引读者。但他错了，他只能再试一次。
他回到餐厅里。“我得走了，”他说，“我要去威拉德宾馆见别斯科夫参议员。”
伍迪说：“马丁·路德·金也住在威拉德宾馆。”
加斯帕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也许能对他做篇专访。”《回声报》一定会对马丁·路德·金的专访感兴趣的。
伍迪笑了。“那里有几百个准备采访他的记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