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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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列美国军车开过了我们。车速大概每小时十英里,一个黑鬼开车,不停地响着铃,车头前面还装了一个大型的排障器!”
费伯微微一笑,又去回想他刚抵达英国时的情形。事实上,当日他并没有在滑铁卢车站遇上盘问,而是一路平安无事地抵达伦敦。他住进事先订好的一家旅馆,用的还是那本比利时护照,他曾花了一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好几处乡村墓地,从墓碑上记下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的姓名,申请了三个出生证的副本。随后他利用并不存在的一家曼彻斯特公司的伪造证明文件,找到了住所,并取得了一份卑微的工作。他甚至在战前海格特的选民登记册上注册并投了保守党的票。按照定量配给制度,配给证是透过房东发给在某一晚上在该处过夜的每个人的。费伯当晚设法在三处住所都各待了一段时间,所以就以三种身份弄到了三份配给证。他把那本比利时护照烧掉了——假如他需要护照的话,他可以弄得到三本英国护照。
火车停了下来,从外面的嘈杂声中,旅客们猜到他们已经到站了。费伯下了车,才意识到他有多饿。他的上一顿饭还是前一天吃的香肠和饼干。他穿过收票口,看到了车站的快餐店。里面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大兵,他们在餐桌旁,不是睡着,就是想打个瞌睡。费伯要了一份起司三明治和一杯红茶。
“这儿的食品是为军人准备的。”柜台后面的女人说。
“那就只要红茶好了。”
“有杯子吗?”
费伯有点出乎意料:“我没有。”
“我们也没有,朋友。”
费伯满心厌恶地走开了。他想去东方大旅馆吃饭,但那样太浪费时间。他找到一家小酒店,喝了两杯淡啤酒,又到一家“炸鱼加马铃薯条”店买了一袋马铃薯条,站到行人道上,吃了起来。这些东西居然让他出乎意料之外地饱。
现在他要找一家药店,然后破门而入。
他想把他的底片拿去冲,看看照片能不能洗出来。他不打算冒带上一卷报废的底片返回德国的风险。如果照片不好,他只好再偷些底片,回去重拍一次。想到这个就让他受不了。
这家药店必须是一家独立的小店,不能是那种专门冲洗底片的连锁店。它还要位于当地居民买得起相机(或战前买得起相机)的地区。利物浦街车站所在的伦敦东区不太理想。他决定到布卢姆伯里去。
月光下的街道十分恬静。这天夜里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警报。在法官街,两名宪兵拦住了他,要求看看他的身份证。费伯装出带几分醉意,那两名宪兵也没有问他在街上做什么。
他在南安普敦街的北端找到了他要找的药店。橱窗里有柯达的招牌。没想到,店还开着。他走了进去。
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弓腰驼背的人,已经开始秃顶了,戴着眼镜,穿着白外套,脾气不算好。他说:“我们只接受医生的处方。”
“这没什么。我只想打听一下你们冲不冲洗底片。”
“冲,不过你得明天再来——”
“你们冲印照片有规定吗?”费伯问,“你知道,我很急。”
“你得明天再来——”
“我能当天取吗?我弟弟正在休假,他想带一些照片走——”
“我们最快也得二十四小时。明天再来吧。”
“谢谢,我明天再来。”费伯说了假话。他出门的时候,注意到药店再过十分钟就关门了。他横过马路,站在暗处等候着。
九点一到,那个药剂师走出店门,在身后锁上门,沿路走了。费伯向相反方向走去,过了两个街区之后,转了弯。
看来没有通向店后的路,这让他失望。费伯并没打算从前门破门而入,以防他在店内时万一有巡警注意到前门没锁上。他沿与药店平行的另一条街道边走边看,寻找一条通路。显然没有。不过,店后总该有个天井之类的地方,因为如果两条街的建筑背靠背紧挨着的话,两条街不应该隔这么远的。
最后他来到一所旧的大宅子前面,门前钉着一个牌子,说它是附近一座大学的宿舍。前门没有上锁。费伯走了进去,快步穿过一个食堂。一张餐桌旁坐着一个姑娘,边喝咖啡边看书。费伯咕哝了一句:“我是学校派来查灯火管制的。”她点了点头,继续看她的书。费伯从后门走了出去。
他穿过一座院子,绊到了挡路的一堆垃圾桶上,找着了一扇通后巷的门。门一打开,迎面就是药店的后门。这个后门显然从来没用过。他踩过一座废弃的轮胎和一张旧弹簧床,用肩膀撞门。腐朽的木门很轻易就垮了,费伯到了店里。
他找到了暗房,把自己锁在里面。开关一打开,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红灯就亮了起来。暗房设备齐全,贴了标签的冲洗液整齐地摆放着,还有一部放大机,甚至还有一架烘干机。
费伯迅速而仔细地工作起来,把温箱的温度调得准确无误,把冲洗液调匀,照墙上一座大电钟的指针掌握着进度。
底片完美无瑕。
他把底片烘干,然后放进放大机里,洗了一整套10×8英寸的照片。他看到冲洗盆中的照片逐渐显影,感到一阵欣喜——上帝,他干得多棒!
现在需要作出一项重大决定。
这个问题已经在他的头脑中纠缠了一天了,如今照片既已冲洗出来,他被迫要去面对它了——
万一他送不回去照片怎么办?
他前面的行程是未卜的。尽管有旅行限制和海岸安全规定,他自信还是有能力到达会合地点,但他没把握潜艇是否一定会等在那里,即使他登上船,能不能穿过北海返回德国也是未知数。
他发现了重大的战争秘密,但他有可能会活不成,届时秘密也会跟他一起完蛋——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不寒而栗。
他得想一条后路。这意味着他得写一封给汉堡的信。
当然,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没有通邮。邮件得通过一个中立国,所有这样的邮件肯定都会受到检查。他可以用密码书写,但这毫无意义:他必须附上照片,那才是能说明问题的证据。
有一条邮路,不过已经很陈旧了。伦敦的葡萄牙大使馆中有一位出于政治原因同情德国的官员,由于接受了大量的贿赂,他会把情报透过外交信袋送到里斯本的德国大使馆。这条邮路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开辟了,不过费伯除了卡纳里斯所要求的常规通讯测试之外,从来没有用过。
这次是非用不可了。
费伯觉得十分气恼。他痛恨信任他人。这条邮路可能不通了,或许已经不安全了;如果是这样,英国人会发现他已知道了他们的机密。
间谍工作有一条基本规则,那就是不能让对方了解到你发现了什么秘密,否则,你的发现将是一场空。然后,目前的情况却不同,英国人即使知道了,又能如何?他们仍然非在法国登陆不可。费伯的头脑清晰了。权衡的结果无可置疑地倾向于把他的情报送交葡萄牙大使馆的管道。
尽管本能反对,他还是坐下来写了一封信。
14
弗雷德里克・布劳格斯在乡间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下午。
当五位忧心忡忡的太太向当地警察局报告,她们的丈夫没有回家时,一名乡村警察绞尽他那有限的推理脑汁,得出了结论:这支国民军巡逻队已然全体失踪。他相当肯定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迷了路:这些人非聋即蠢,要不就是年纪老迈,不然他们早就在军中服役了——不过,那位乡村警察还是照样上报给总局,只是为了开脱自己。收到消息的值班室中士马上意识到,这伙失踪的人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军事区巡逻的。
他向他的警长报告,警长上报到苏格兰场,苏格兰场一面派出一名特警队员到现场,一面通报给军情五处,军情五处立即派出布劳格斯。
特警队派的那名队员正是哈里斯,他曾经办过斯托克威尔的谋杀案。他和布劳格斯在火车上会了面。哈里斯再一次邀请布劳格斯星期天到他家用餐,而布劳格斯也再一次告诉他:自己大多数星期天都要照常工作。
他俩下了火车之后,借了两辆自行车,沿运河的纤路骑行。哈里斯比布劳格斯年长十岁,体重也多了五十六磅,对这一路奔波倍感疲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