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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立在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基础上。然而我还是要告诉你，其实我们并不比1770年的英国清教徒好到哪里去。一直以来，宗教和政治总是同床共枕。我们在法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圣经》发誓；公立学校上课前，要先宣读美国国旗宣言，宣称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货币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的字眼。你可能认为，像我这样的美国民权自由联盟的律师，在原则上肯定会对这点展开猛烈反击，但我没有。我在浴室里的三十分钟，和开车前往联邦法院的二十分钟内，试着思索把宗教搀入法庭的最好方式。
我下定决心，要在不违反法官个人信仰的原则内这么办。
我在停车场打电话到尤松邦，接电话的人正是我妈。
“‘海格’这个姓听起来像哪里人？”
“你是说像海格将军？”
“对。”
“也许听起来像德国人。”
她沉思：“为什么？”
“我指的是宗教渊源。”
“你以为我是这种人？”我妈说，“以姓氏来评断他人？”
“我又不是谴责你。我只是想在进法官办公室前想清楚，这样我才能在面对本案主审法官时，适度调整自己的言语。”
“我认为，法官应该致力于公平无私。”
“没错。就像头戴冠冕的美国小姐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
“我不记得亚历山大·海格是不是犹太人。我知道你爸喜欢他，因为他支持以色列……”
“就算他是好了，那并不表示法官也是。‘海格’这个姓氏，不像‘欧麦利’或‘赫许哥维兹’那样容易猜。”
“顺便给你一点信息，你爸以前曾跟一个名叫芭芭拉·欧麦利的犹太女孩约过会。”我妈说。
“希望那是在他娶你之前……”
“很幽默。我只是想说，你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
“呃，犹太人很少有姓欧麦利的。”
我妈迟疑了片刻：“我记得她的祖父母把他们的姓氏合法地从‘梅耶’改了过来。”
我转了一下眼珠：“我得走了。不论信仰什么宗教，没有法官会喜欢迟到的律师。”
当我在监狱和科因典狱长讨论关于薛的保护时，我的秘书打电话来。海格法官想在隔天早上于联邦法庭和双方律师会面，仅仅在我递上诉讼状的四天后。我早该料到事情会火速进行。薛的处决日期早已确定，法庭必须把我们排在最紧急的时间表之内。
我转过角落，看见上诉法院的助理检察官戈登·葛林雷夫已经站在那里等了。我朝他点点头，感觉皮包内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有短信进来了。
用Google查询海格，天主教徒。亲一个，妈。
书记前来带我们进入海格的办公室时，我匆忙关掉了手机。
法官有一头稀薄的灰发，还有保持至今的跑者身材。我瞥了他的上衣领口一眼，那里只系了一条领带。据我所知，他可能戴着一条十字架项链、一颗犹太大卫星，或一串用来避开吸血鬼的大蒜。
“那么，小伙子和姑娘们，”他说，“谁能说明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法官，”我回答，“我代表我的委托人薛·布尔能，控告新罕布什尔州的惩戒负责人。”
“是的，谢谢你，布鲁小姐，我已经一口气把你的诉状从头到尾读完了。我想说的是，布尔能先生迫在眉睫的处决已经变得像一出闹剧。为什么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要把这件事搞得更大、更严重呢？”
戈登·葛林雷夫清清喉咙。这个人的红色卷发和因过敏而通红的鼻子，总让我想到小丑波佐。“法官，他是一位试图拖延并更改命运的死刑犯。”
“他没有试图拖延任何事。”我辩解，“他只不过试着去弥补自己的罪过，相信这样的死法是得到救赎的唯一方式。只要死刑改为绞刑，他就会马上提议把处决日期改成明天。”
“布鲁小姐，现在是2008年。我们以毒药注射处决犯人，不会回头采用古时候的处决方式。”海格法官说。
我点头：“法官，我对您尊敬之至，但如果惩治机关认为毒药注射不可行，判决就得改用绞刑执行。”
“惩治机关对毒药注射并未有任何怀疑！”葛林雷夫说。
“当它和保护布尔能先生的合众国宪法修正第一条权利相互抵触时，就会有问题。他有权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就算在监狱体制下也一样，一直到他的行刑过程。”
“你在胡扯什么？”葛林雷夫推翻我，“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宣称器官捐赠为其原则。某人把一些疯狂的准则放进自己的生存或死亡的原则内，这并不足以被认同为一种宗教原则。”
“老天，戈登，”我说，“谁死了把上帝留给你？”
“律师们，请冷静。”海格法官皱起嘴唇，陷入沉思，“这里有几个实际问题需要厘清。”他开始说，“首要的是，葛林雷夫先生，本州是否可能同意以绞刑代替毒药注射来处决布尔能先生？”
“绝对不可能，法官。因为他的判决，所有处决需要的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
海格法官点点头：“我们会把这一点放入审判。现在我们要处理的事，期限相当紧迫，这将会是一场相当快速的听证会。我们要假装没有开庭前的联邦侦查和简式判决，我们没时间办理这些。一个星期之内，我要你们把证人名单交出来，并在两星期后直接上法庭。”
戈登和我收拾东西，走出法官办公室，他说：“你知不知道，新罕布什尔州的纳税人花了多少钱在处决室上？”
“戈登，你自己去和州长讨论。”我说，“倘若新罕布什尔州比较有钱的城镇都把钱花在公众教育上，也许比较穷的城镇可以替未来的死刑犯集资。”
他环抱双手：“玛吉，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到底在搞什么？仅仅利用宗教作为后援？你无法让死刑被宣布不合乎宪法。”
我向他微笑。“只要它能帮我让死刑被宣判违宪，我就会这么做。戈登，我们两星期后见。”我说，然后大步离开，让他对我的背影干瞪眼。
我三次拿起电话拨号。只要线路一通，我就挂掉。
我办不到。
但我必须。我只有两星期的时间搜集证据。假如我将代表薛为捐赠心脏而战，那我需要彻底了解事情将如何进行，并且能在法庭上对此作出解释。
医院的总机一通，我就要求和葛拉弗医生的办公室通话。我把名字和电话号码留给一位秘书，清楚在他回我电话之前，可能得等上好一段时间。我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集结和他说话时所需的勇气。因此，当我一放下话筒，电话随即铃声大作之时，听见他声音的我十分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