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绝冠平生苏轼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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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是一部坎坷的悲剧。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弟苏辙同中进士，一时间，兄弟俩名扬天下。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彼时的欧阳修正致力于诗文革新运动，苏轼潇洒的文风令欧阳修眼前一亮。但欧阳修误以为如此好的文章恐怕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他将苏轼评了个第二名。甫一出场，虽光芒万丈，却无端背了个“黑锅”。天意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仁宗时期，北宋虽然歌舞升平，但军事、经济上的问题开始日益呈现。苏轼在考中进士前后，写了很多策论，关注的都是国家、政治、改革等宏大话题。他提出应该“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颇具“变法”的精神，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效力。
那一年，苏轼只有二十一岁。那是柳永、晏几道、蒋捷等文艺青年钟情于灯红酒绿，纵情于秦楼楚馆的年龄；苏轼却已然心怀家国，情系天下。当时既有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提携和激赏，又有自身的满腹经纶和冲天志气，如果从那时起就开始做官，苏轼定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的人生可能也会迥然不同。遗憾的是，苏轼刚中了进士不久，母亲就逝世了。
古人讲究父母之丧要守孝三年，于是苏轼回到了四川眉山老家。三年后回到汴京，没过多久，仁宗就死了，英宗继位。
好在宋英宗也非常想重用苏轼，想调他入翰林院做自己的秘书。当时的宰相韩琦觉得苏轼太年轻，没经过什么磨炼，应该从基层干部做起，慢慢树立自己的威信。从长远看，宰相的考虑确乎更周全些，苏轼遂从卑微的小官开始做起。不幸的是，没过几年，苏轼还没等到一展才华的机会，父亲苏洵又死了。
苏轼仍然要返乡守丧。又是三年后，苏轼再回汴京。此时，英宗驾崩，神宗已即位，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当年苏轼深思熟虑的“革新”事业，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无论怎么追赶，好运似乎总比苏轼快半拍。
回京途中，苏轼和苏辙看到了“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和引起的骚乱，心中很是忧虑。回京之后，先是苏辙因议论新法忤逆了王安石的意思，遭到贬官。第二年，苏轼又上书神宗议论变法，结果得罪了“新党”的人，所以脚跟还没站稳，就被发到杭州做通判。
先是杭州通判，三年后改知密州。在密州的几年里，苏轼的豪放词风初具规模。
<blockquote>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blockquote><blockquote>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blockquote>
《江城子·密州出猎》
熙宁八年（1075）冬，苏轼在密州任知州，出猎的壮观景象震动了苏轼的内心。他借助历史典故，描画了一番抗击侵略的壮志，抒发了满腔杀敌报国的雄心，当然，也委婉地表达了渴望得到重用的愿望。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属于苏轼早期的豪放之作，其形式和内容已基本奠定了豪放词的雏形。
之前的词人，无论是柳永周邦彦，还是晏殊欧阳修，宋词在他们手里的作用主要是“玩赏”。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歌妓的，偶尔流露出对人生的感慨、境遇的感怀，几乎都跳不出“春女思，秋士悲”的窠臼。轮到苏轼写宋词，一切套路都不能拘囿住他自由的心灵。他将自己的理想，怀古的感发，化成对现实的追问，对未来的期待。时光匆匆不等人，自中进士后，仕途波折不断，三年又三年，此时的苏轼已年届不惑。但苏轼斗志依然很高，“鬓微霜，又何妨”，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我”还是会拼尽全力将雕弓拉得像满月一样，瞄准西北，射向西夏。
苏轼射出来的壮志与豪情，虽然没能抵达西夏，却如一支利箭般划开了宋词华丽的大幕，拓宽了宋词写作的领域，展现了“词言情”之外的可能——词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后世豪放词能在文学史大放异彩，成为宋词的重要流派，苏轼对此功不可没。但彼时的苏轼，对未来的一切浑然不觉，正在知州的位置上勤勤恳恳地做事。
在知密州的第二年，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弟弟苏辙为此台题名“超然”。1076年暮春，苏轼登上超然台，满眼春色，触动了心底浓烈的思乡情，于是写下这首《望江南·超然台作》：
<blockquote>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blockquote><blockquote>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blockquote>
《望江南·超然台作》
暮春时节，微风细细，柳条随风起舞，苏轼站在超然台上，看到护城河内半满的春水随春风闪动，满城的繁花争相开放，异彩纷呈。远处，密密斜织的春雨笼罩着千家万户。这一切，不由得触动了苏轼的思乡情。苏轼一生共三次离开家乡。第一次是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赶考。第二次是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回京。第三次是为父亲守孝后离家。最后一次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故乡是比未来还遥远的地方。寒食过后，酒醒了也只能空慨叹，还是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故乡了吧。笔走至此，浓浓的乡愁已萦绕其间无法散开。
正凝愁时，忽然看见苏轼潇洒一笑，寒食禁火后，不如取了“新火”，来烹些“新茶”喝，无论是作诗还是喝酒，都应趁年华尚在好好珍惜啊！上片写景，下片写情，全词几经起伏辗转，竟然在结尾处逆转心境，给人一种幡然醒悟的新鲜感。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多少有家难回的凄凉，就这样被苏轼的一壶好茶泡开，氤氲在烟雨迷蒙的春天里，蒸腾出一怀心事，沉淀下几许惆怅。
苏轼有理由惆怅，当年在万众瞩目下以盖世才华赢得的推崇和赞誉，在四处调任风尘仆仆的征途上已渐渐被遗忘，几乎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怀才不遇之人。但苏轼为国为民的初心从未因此改变。除了在杭州任属官时位卑言轻，政绩不多。在他任知州的几个地方，苏轼做过不少实事。偶尔，受制于时代和观念的局限，也会参与到当地习俗里。
那年，苏轼已经从密州调到徐州任知州。徐州大旱，苏轼率众“求雨”。古人觉得“天旱”是龙王爷不肯降雨，所以要“求雨”。如果下雨了，人们应该感激龙王爷，所以要“谢雨”。徐州下雨后，苏轼与百姓同去“谢雨”。途中，美丽的农村风光，淳朴的农村习俗，如一幅幅清丽的画卷，在苏轼的心里徐徐展开。他写了一组《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现录两首如下：
<blockquote>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blockquote><blockquote>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blockquote>
《浣溪沙》其三
<blockquote>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blockquote><blockquote>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blockquote>
《浣溪沙》其四
这组词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农家乐的气象。比如《浣溪沙》其三，层层麻叶长势喜人，不知道谁家正在煮茧，飘得满村香气。篱笆外女孩子们的嬉笑声听起来清脆婉转娇俏动人。转头又见到老眼昏花的老人正在捋麦穗准备炒着吃，苏轼关切地问，不知道豆叶几时能黄？到时候就有更多吃的东西了吧！寻常的问候里饱含了深切的同情。
在苏轼笔下，乡村是农事繁忙的乐园，雨后的乡村风光更是清新到让人流连忘返。而苏轼也以农家乐事为乐，以农民辛苦为苦，真心与这土地和人民甘苦与共。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可以与周围的环境和人坦诚相待，真诚相处。因此，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何种的艰辛，他都能在其中接纳别人，悦纳自己。这是苏轼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无尽的财富。
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往湖州。同年，苏轼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乌台诗案”爆发了。
苏轼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从杭州到密州再到徐州，他在各地都有建树，也很得民心。1079年这一年的春天，苏轼从徐州被调到湖州，按例要给皇帝写“谢表”。那个时候不管是升官还是贬官，都必须写“谢表”，要感谢皇恩浩荡。苏轼就在谢表里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皇帝知道我非常愚钝不会投机取巧，也不懂追捧新党与时俱进。但是呢，朝廷也知道我年岁大了，不会胡乱生事，或许做个地方小官，可以牧养一方子民。非要深究的话，字里行间确有几分酸酸的牢骚。
但更严重的是，排挤苏轼的新党人员，摘录苏轼《咏桧》诗中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据说桧木有一个特点，如果地上的树枝是直的，那么地下的根也是直的；如果树枝盘根错节，那么树根也就盘根错节。苏轼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我从外面看到桧木如此笔直，就知道根肯定是直的，但谁能相信呢？除非地下有龙，才能知道桧木的根是笔直的。
苏轼二十几岁就开始关注国计民生，在其他词人舞风弄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策论做准备，摩拳擦掌打算在政坛一展宏愿。但苏轼的官运实在不好，两次守丧错过了最佳出道时机，加上后来受人排挤，所以始终只能游离于政治核心的外围。以苏轼的才华，逢这样的境遇，心里多少有些不平气。反对苏轼的人就说：皇上贵为“真龙天子”，为什么苏轼偏偏等着地下有蛰龙才知道他的心事？这是有叛逆之心！就这样，苏轼被诬陷下狱，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监狱是专门关押国家大臣的地方，御史台的院子里种了许多笔直的柏树，经常会招来很多乌鸦筑巢，御史台也因此被称为“柏台”“乌台”。叛逆的罪基本都是死罪，狱卒为了讨好台上的人故意欺压苏轼，监狱的生活苦不堪言。苏轼知道自己朝不保夕，他跟苏辙感情非常好，于是写信给弟弟：“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一方面，苏轼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另一方面，苏辙一再上书请神宗开恩，说自己愿意放弃官职，只求能放哥哥出狱。一代文豪，此时命悬一线！
宋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一直被后世屡屡称颂，这里不仅指诗文书画等方面的艺术造诣，也包含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宋太祖说“不杀士大夫”，所以宋代皇帝一直非常优待读书人，这也是宋朝文化蓬勃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且，宋神宗也是个明白事理的皇帝，他说：“咏桧木就是咏桧木，关朕什么事呢？”再说，“自古以来称龙的人多着去呢，孔明还自称卧龙呢，难道他也是皇帝吗？”皇帝这样说，旁人便不敢多言。宋神宗免了苏轼的死罪，把他贬到黄州任职，苏轼算捡了条命回来。
苦难虽然不是人生必经的长廊，但人类杰出文化的缔造者们，又似乎都曾有过与苦难亲密接触的时光。苏轼也不例外。他九死一生，从牢里出来后，虽然跌到了生活的低谷，却意外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在黄州生活的五年，苏轼写了大量的作品，后来传唱千古的词作，几乎都诞生于这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