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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园里，走在那条铺着石子绕过小公寓楼直达诊所的小路，费玛突然停下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从二楼，透过紧闭的窗户，透过风声和飒飒作响的松树，传来了大提琴的声音。是那几个老妇当中的一个，要么就是一个学生，正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同一个音阶。
费玛试着识别那个音符，可就是听不出来。他站在那里，愣愣地听着，就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打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得到哪里去的人。如果这时他能改变自己惯常的形态，变成空气、石头或者一只鹤就好了。他身体里也有一把大提琴在演奏着，以它自己的语言在应和头顶上的那把大提琴，这种语言是一种渴望和自嘲的声音。他在脑海里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三个演奏音乐的老妇的生活：她们一连几小时地乘出租车，在冬雨扫荡的马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着，为的是到上加利利尽头的某个遥远的基布兹去开独奏会，要么就是参加老兵联欢会的开幕式。在冬天无事可做的夜晚，她们都干些什么呢?洗了碗碟、收拾好厨房之后，她们三个很可能就聚集在她们共同的客厅里。在费玛的想象中，这是一个极度清教徒式的房间，里面有用罗马字母表示时间的摆钟、餐具柜、沉重的粗腿圆形饭桌和黑色的直背椅子。在房间一角的地毯上蹲着一只用灰羊毛做的卷毛狗。在那架合上盖子的大钢琴上面，在饭桌上面，在五斗橱上面，到处都铺着蕾丝护垫，就像他父亲在雷哈夫亚的公寓一样，那里所有能放东西的表面都铺上了这种蕾丝护垫。这里还有一个沉重的老式无线电收音机，一只细长的花瓶里插着一些蓝色的干花。所有的窗帘都拉了起来，所有的百叶窗也都是紧闭着的，取暖器里散发出一束蓝色的火焰，当煤油从油槽缓缓流入油绳的时候，蓝色的火焰就时不时地在那里发出无力的噗噗声。其中一个老妇正在用轻柔的声音给大家念一本旧的德国小说，也可能是她们轮流着念。比如说《绿蒂在魏玛》。整夜里都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朗读的声音、钟摆的滴答声和烧煤油的噗噗声。十一点整，她们都站起身，各自回到各自的卧室里。三扇门就那么一直紧闭到第二天早晨。而在客厅里，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摆钟一刻不停地在滴答作响，每逢整点还发出柔和的报时的声音。
在诊所的入口，费玛看到那块高雅得体的牌子上写着：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像往常一样，他对这种希伯来语不能容忍的搭配感到特别恼火。
“是不能容忍。可不能容忍又怎么样呢?”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的独生女诺拉，就是那个曾经嫁给加德·埃坦、十年前又和一个出访的拉美诗人私奔了的女人，她有没有遭受乡思的煎熬呢?良心的煎熬?羞辱感和犯罪感的煎熬?在这里，从来就没人提及她的名字。也从没人说起她，哪怕是间接地说起过也好。好像她压根儿就不存在。只是塔马偶尔对费玛嘀咕几句，说是来了一封信，但被他退给了寄信人，要么就是来了个电话，但他一句话不说就给挂上了。塔马总想说服费玛，让他相信加德其实人不坏，只是受了惊吓和伤害而已。不过，她偶尔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只要是女人，都会离开这样一个毒如蛇蝎的家伙的。
费玛穿上他那件白色的短外衣，在接待处的桌子旁坐下来，翻看着预约登记簿。就好像他正在那里下意识地猜测还有哪个病人将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他的第二个安妮特·塔德莫。
塔马说：
“里面有两个病人。深沉男低音歌手大夫的病人长得有点儿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埃坦的那位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很漂亮。”
费玛说：
“昨天午夜时分我差点儿就给你打电话了。我找到你那个芬兰将军的答案了，就是那个首尾字母都是M的将军。是Mannerheim（曼纳林）。他其实叫von Mannerheim（冯·曼纳林）。是个德国名字。他就是在1938年抵挡斯大林入侵因而震惊全世界的人。他率领弱小的芬兰军队抵御了强大的苏联军队。”
塔马说：
“你什么都知道。你本该当大学教授的。要么就该当内阁成员。”
费玛想了一下，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说法，因而热情地说道：
“你是那种理想的女人，塔马。至今还没人把你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对我们男性可真是耻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今还没有一个活着的男人能够配得上你的。”
她那敦实、健壮的身躯，她那在脑后挽成小髻的柔软的金发，还有她那一只绿色、一只棕色的眼睛，这一切都一下子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稚气，那么令人心动，他问自己：干吗不走到她跟前，抱紧她的两只肩膀，将她的脑袋深埋在自己的胸口，就好像她是他的女儿呢?可这种安慰的冲动马上就和另一种冲动混在一起：他想对她夸口，说有两个女人千里迢迢地于这天早晨造访了他的公寓，向他献身，一个刚走，另一个就来了。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便镇定下来，什么也没说。这个敦实的身躯上次被男人抚摩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他突然伸出双手，把她的两只乳房捧在手心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震惊?愤怒?歉疚地屈从?你这个傻瓜，他对自己的阴茎说：这下你可要记住了。就好像他能感觉到她的两只乳头偎依在他那两只柔软的手心里似的，他握紧了左右拳头，脸上露出了微笑。
塔马说：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费玛记不得她的上一个问题是什么，但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说可以，似乎在模仿着父亲那种傲慢的样子。
“我用我的半个王国来担保。”
“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
“什么?”
“这上面就是这么说的。你认为是印刷错误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六个字母。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条线索了。”
“我不知道。”费玛说，“试试Tahiti（塔希提岛）吧。我有一个孩子，他老要我带他去太平洋。他想我们两人用枝条搭一个小屋，就靠鱼和水果过日子。确切地讲，我并不是说他是我的孩子。噢，他既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你就别管这一点了。再试试Hawaii（夏威夷）。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吗?住在用枝条搭建的小屋里，什么东西也不吃，只吃鱼和水果?远离残酷和愚昧?远离这样的雨水?”
“你是用I还是用Y结尾来拼写Tahiti呢?不管是I还是Y都不合用，因为第二个字母必须是I，第三个字母必须是K。你是指约珥家的小男孩迪米吧?你的那个挑战者?也许我不该多管闲事，费玛，但你偏偏想做人家的父亲，你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没在使这个孩子的生活过于复杂化。有时我在想……”
“Bikini（比基尼）。”费玛说，“这种游泳衣当初是根据世界末日来命名的。比基尼原来是一个小岛，在岛上居民被疏散之后，他们用原子弹将其炸成了碎片。它是世界末日的试验地。位于南太平洋。我们得另找其他的岛屿了。事实上是另找其他的海洋。毕竟，我如何能够用枝条搭建小屋呢?我连一个书橱都做不起来。我的书橱还是尤里·格芬给我组装的呢。行行好吧，塔马，你别那样背冲我和房间站在窗户跟前了。我都跟你说过上千遍了，我受不了你这样。是我的问题，我知道。”
“怎么了你，费玛?有时你还真滑稽。刚才我只不过是在拉上窗帘，因为这雨我看得都腻了。我们没必要寻找其他的岛屿了：Bikini就是正确答案。你认为尼加拉瓜的执政党叫什么名字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费玛嘴边上，但就在这时，埃坦大夫诊室那扇紧闭的房门后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那是一种短促、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当一个小孩子受到了强烈的不公时就有可能从其喉咙里拼命地发出这种声音。正在被屠杀的是谁呢?有可能是注定要成为约泽尔父亲或者祖父的人。费玛浑身上下都绷紧了，同时竭力堵塞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坚强起来，让自己不去想象那双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正在那里干些什么。那张长沙发上覆盖着白油布和一张用粗糙的白纸做成的一次性床单，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担架车，担架车上放着一整套消过毒的手术刀、内窥镜、大大小小的剪子、镊子、注射器、一把剃刀、缝合皮肉的特殊针线、夹钳、氧气面罩和点滴瓶。女人在这里被最大程度地暴露着，没有一丝躲藏的地方，从大夫脑袋后方还有一盏强烈的照明灯，亮光倾泻在她的身上；粉红粉红的，外皮也擦破了，就如一个伤口，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了牙齿的老人那种大张的嘴巴，在那里向外渗出深色的血液。
他还在那里苦苦挣扎着要摆脱脑海中的画面，尽力不看、不听、不感觉，而又无法做到这一切，这时，塔马轻柔地说：
“现在你可以放松下来了。一切都过去了。”
可费玛仍然感到羞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了，他觉得自己无法摆脱犯罪感。他也应该为紧闭的房门背后的痛楚负责。今天早晨，他首先羞辱了安妮特，接着又羞辱了尼娜，这和那张洁白无瑕的长沙发上的疼痛和羞耻是有一定联系的，当然，那张长沙发这会儿无疑已经不再洁白无瑕，而是流满鲜血和其他分泌物了。他的阴茎萎缩下去，就像个小偷一样地藏了起来。一种模模糊糊的、让他反感的疼痛感突然在他的睾丸里抽动起来。如果塔马不在身边，他就要把手伸到下面，把来自裤子的压力给缓解一下。不过，其实就这样要更好一点。他一直企图说服茨维，让他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不必为那些以我们的名义所犯下的暴行负责，但现在，他必须放弃这种可怜的企图。我们得承认自己的犯罪。我们得承认，所有人的痛苦都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占领地上的压迫，在垃圾箱里捅来捅去的老人所经受的屈辱，深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用手杖敲击着路面的那个盲人所经受的屈辱，在破败的孤儿院里那些孤僻的孩童所经受的痛苦，患水肿的狗惨遭杀害，迪米内心所经受的煎熬，安妮特和尼娜所受到的羞辱，特迪内心的孤独，尤里没完没了的逛荡，这堵墙的另一面刚刚进行的手术，深深地插进受伤的阴道里的那些不锈钢镊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我们承担。梦想着逃往穆鲁罗瓦[1]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简直就是徒劳。甚至被放射性蘑菇云污染的比基尼岛也要由我们来承担。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思忖着一个令他好奇的事实：在希伯来语中，表示“怜悯”的单词似乎与“子宫”有关，而“镊子”似乎是从“汲取教训”这个单词派生过来的。可接着，他就为这些文字游戏和他的诗意化行为责备自己，这种东西和国防部长的行为一样卑鄙：国防部长心里的意思是“死亡”，但从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代价”。
“奥尔特曼[2]有一首诗，”他对塔马说，“叫《埃及十灾歌》，其中一节是这样写的：暴民很快聚集起来，//带着声讨的绞索，//要处死国王和大臣，//洗刷他们的耻辱。这基本上就是全部历史的总结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浓缩成了几十个字。我们来给她冲杯咖啡吧。给加德和艾尔弗雷德也各冲一杯吧。”
塔马说：
“好的。你就不用忙了。我已经把水壶插上了。不管怎么说，等她苏醒并且站起来还有一段时间呢。也不用你来清洗了。我来做好了，你只要照看消毒柜和洗衣机就行了。你怎么什么都能记得住呢?奥尔特曼，比基尼，还有一切的一切?一方面，你是那么粗心大意，连自己衬衫的扣子都扣不好，刮脸的时候还总是刮破脸皮；可另一方面，为了寻找纵横字谜中的一个线索，你能把世界弄它个天翻地覆。你还为别人安排生活。你看看你的套衫吧：一半在裤子里面，一半在裤子外面。还有你衬衫的领子也是一样，一半窝在里面，一半翻在外面。就像个婴儿。”
说到这里她便沉默下来，然而热情的笑容依然萦绕在她那张单纯的阔脸上，似乎笑容被遗忘在那里了。冥思苦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悲哀地开了口，但却没有解释她马上要说的话和刚才所说的话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父亲在亚历山大[3]的大都市饭店上吊自杀了。那是1946年。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信件。当时我才五岁半。我现在差不多记不得他了。我记得他抽西蒙阿茨特牌香烟。我还记得他戴的手表：黄色的，方形的，指针上发磷光，在黑暗中亮闪闪的，就像鬼眼。我有一张他穿着英国陆军军服的照片，可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像军人。他看上去很邋遢。很疲惫。事实上，照片上的他看上去一头金色的头发，一脸的笑容，一口漂亮的白牙，两个眼角都有可爱的细小的皱纹。不是哀伤，只是疲惫罢了。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我在琢磨着他是不是也在被单相思折磨着。我妈妈跟我从来不说他的事。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他也不想我们。然后她就改变话题。我妈妈有一个情人，一个高个儿的澳大利亚船长，船长的一只胳膊是木头做的，他还有一个俄国名字，叫撒拉弗。有一次人家给我解释说，这个名字源自希伯来文单词‘撒拉弗’。后来，我妈妈又碰着了一个动不动就流泪的银行家，银行家带她去了加拿大，又把她给甩了。最后，她用波兰语从多伦多给我寄来一封信。我当时还得找人把它给翻译过来。她一直没有学会用希伯来文写信。她在信中说，她想重返内斯锡安纳，开始全新的生活。可她根本就没能回来。她患肝癌死了。我是在劳动妇女委员会开办的孤儿院里长大的。现在说说奥尔特曼：告诉我，费玛，人们都说他有两个妻子，是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