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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
布查和尼费勒是恰帕罗恩和盖洛德的前任。这意味着什么？科伯恩不知道。
科伯恩站起来。“我们首先要决定的是，法拉明天早上该对警察怎么说。”他说，“我会同恰帕罗恩商量，回头告诉你。”
保罗·恰帕罗恩坐在大楼底层的办公室里，他的房间也有镶木地板和办公桌，墙上也挂着国王的肖像，他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保罗三十九岁，中等身材，但有点偏胖，这主要是因为他热爱美食。他橄榄色的皮肤和又厚又黑的头发显示了他纯正的意大利血统。他的工作是在一个原始国家建立完全现代的社会保障系统，这可不容易。
在七十年代早期，伊朗有一套不成熟的社保系统，这套系统不仅不能有效地征缴社保费，而且还很容易就会被钻空子——一个人甚至可以因为同一疾病反复获得补助。国王决定从每年两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将伊朗打造为福利国家，EDS公司获得了这项工程的合同。美国好几个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都是由EDS公司操作的，但在伊朗，他们必须从头做起。他们要给三千二百万伊朗人每人发一张社保卡，从领薪水的人的工资中扣除社保金，并处理社保领用申请。这个系统都由电脑控制——这是EDS公司的特长。
在美国建立一套数据处理系统，就像是用袋装配料制作蛋糕，而在伊朗做同样的工作，则像是要从种植小麦开始做起。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伊朗人并不具备美国企业管理人员的那种进取精神。他们经常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EDS公司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总部，员工经常能化不可能为可能，甚至能提前完成任务。而在伊朗，干成任何一件事都异常困难，无论如何都要等到“明天”，但其实却是“未来的某个日子”。
保罗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勤奋而坚定地工作。他并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小时候的他发现学校的作业很难做，但身为意大利移民的父亲笃信教育的价值，鞭策他继续学习下去，他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后，坚韧不拔的品质就一直助他攻坚克难。他还记得，六十年代EDS公司刚组建的时候，任何一份新合同都有可能让公司一飞冲天或者一蹶不振，而他和大家一起，将公司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他始终认为伊朗的项目也会成功，尤其是在杰伊·科伯恩的招聘和培训计划为公司输送了大批具有高层管理能力的伊朗人才之后。
但他大错特错了，而他才刚开始明白为什么。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达伊朗的时候，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束了。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那一年的反通胀计划增大了失业率，而农业歉收令更多饥肠辘辘的农民涌入城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削弱了国王的集权统治，政治动乱随时可能爆发。
有一段时间，保罗并不怎么关心当地的政治。他知道人们对政府心怀不满，但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国王看起来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但保罗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忽视了197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义。
1月7日，《消息报》对被驱逐的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了恶毒的攻击，谴责他是同性恋。第二天，在距德黑兰八十英里【3】的城市库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愤怒的神学学生静坐示威，并与前来驱散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骚乱迅速升级，接下来的两天中有七十人丧生。教士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四十天后为逝者举行了纪念游行。游行中又爆发了冲突，这次骚乱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后又被纪念……于是，1978年的整个上半年，游行频繁举行，规模越来越大，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保罗事后才知道，这些游行打着“悼念死者”的旗号，是为了规避国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当时他并未察觉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正风起云涌。其他人也一样。
1978年8月，保罗请假回美国老家（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样）。保罗热爱所有的水上运动，同表弟乔·波雷卡一起参加了新泽西州大洋城的钓鱼比赛。保罗的妻子鲁丝带着女儿凯伦和安·玛丽去芝加哥探望鲁丝的父母。保罗原本有点焦虑，因为伊朗卫生部还没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项，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副手比尔·盖洛德，他对比尔收回这笔钱充满信心。
保罗在美国听到伊朗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戒严令于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兰中心的加勒广场，士兵杀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众。
恰帕罗恩一家回到伊朗后，政治氛围已经大不如前。保罗和鲁丝第一次在夜里听到了枪声，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罢工此起彼伏，供电常常中断。他们不得不点蜡烛用餐，保罗在办公室还要穿上大衣保暖。从银行取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员工的工资由支票改为现金。家里的燃油快见底的时候，保罗不得不满大街地寻找，直到最后碰上一辆加油车。他通过贿赂才请动了司机送油。
生意上的问题更严重。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为戒严令第五条允许检察官将任何人投入监狱而无需任何理由。副部长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监狱，他是保罗工作上紧密合作的伙伴。卫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项，之后的更无着落，累计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万美元。
为追讨欠款，保罗努力了两个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后继者则基本不回他的电话。个别人偶尔会承诺过问此事，让他回去等电话，但空等了一个星期后，保罗再打去电话，却被告知上周与他通话的人已经离开了卫生部。安排好的会议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万美元的速度累积。
11月14日，保罗写信给负责社会保障组织的副部长海达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发出正式通知：倘若卫生部不在一个月内结清欠款，EDS公司将停止项目。12月4日，保罗的老板、EDS海外公司总裁在与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会面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威胁。
那是昨天的事。
如果EDS公司撤出，伊朗的整个社保系统就会崩溃。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破产，根本无力偿款的事实也愈发明显。保罗很想知道，艾姆拉尼博士现在会怎么处理呢？
杰伊·科伯恩带着答案进门的时候，保罗还在沉思。
不过，保罗一开始并未想到，警察之所以要窃取他的签证，是为了将他以及EDS公司留在伊朗。
科伯恩告知他真相后，他说：“他们这么干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吉德不知道，法拉也不知道。”
保罗盯着他。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俩走得很近。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保罗一直强装勇敢，但在同科伯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关起门来说实话。
科伯恩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法拉该怎么办？她也许遇上麻烦了。”
“她得做出某种回应。”
“表现出合作态度？”
“她可以告诉他们，尼费勒和布查已经离开伊朗了……”
“她已经说过了。”
“她可以把他们的出境签证给他们看，作为证据。”
“不错。”科伯恩犹疑道，“但他们现在真正感兴趣的是你和比尔。”
“她可以说，护照没有留在公司里。”
“他们也许知道这是谎话——法拉之前可能将护照带去警察局过。”
“就说高级管理人员不必将护照留在公司。”
“这或许说得通。”
“总之理由要站得住脚，让他们相信法拉确实无法做到他们要求她做的事。”
“好的。我会同她和马吉德谈谈。”科伯恩思索了片刻，“你知道，布查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机票。他大可一走了之。”
“他就应该走——他们本来就认为他不在这儿。”
“你也可以走。”
保罗沉思起来。也许他现在应该离开这里，但伊朗人会怎么做？他们也许会扣留别的人。“不行。”他说，“如果我们要走的话，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我们要走？”科伯恩问。
“我不知道。”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都在问彼此这个问题。科伯恩已经制订了一个可以立即执行的撤离方案，但保罗始终犹豫不决。他知道他在达拉斯的最高领导希望他撤离，但这意味着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十六个月的项目。“我不知道。”他重复道，“我会给达拉斯打电话请示的。”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莉兹在床上睡觉。电话响的时候，他睡得正酣。
他在黑暗中拿起话筒：“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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