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该死的小小曲别针呐,总是从指尖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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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1]
1948年5月7日
亲爱的艾伦先生:
感谢你的溢美之词,也感谢你引荐了埃里克·本特利[2]。是我自己怯场了,不敢尝试。因为这种东西有可能会成为老套的互相吹捧,人们很快就厌烦了。
诚然,我也觉得本特利的戏剧综述实为高山仰止之作。我说这话(虽然我很有把握)可能会招来不满:本特利大概是美国最好的戏剧评论家,而且可能是除玛丽·麦卡锡[3]之外美国唯一的戏剧评论家。剩下那些人只不过还算是会舞文弄墨,而主题碰巧又是戏剧罢了。他们热衷的无非是耍耍嘴皮子,借此打造个人品牌,从中牟利。他们写的东西俏皮,还能读得下去,有时候也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但是至于什么是戏剧艺术,而所评剧本又和这门艺术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说不上来。
对于一名评论家来说,只想着把话说对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也可能犯错。只会说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是不够的。他所要创造的,必须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世界,读者就算蒙着眼睛进去,也能摸索着找到篝火旁边的那把椅子,而绝不会冷不丁碰到个拖把,擦伤了小腿。措辞再犀利、遣词再刁钻、腔调再矫揉——逗人一乐而已,却毫无裨益。他们既没有真知灼见,也揭示不出时代特性。而伟大的评论家,尽管少得可怜,却筑成了真理的家园。
在对《送冰人来了》[4]的评述中,笔力渐颓的过气评论家乔治·吉恩·内森[5]是这么写的:“这部令人翘首以盼的作品一经面世,就使我们的剧院戏剧性地重现了生机。它让绝大部分……在奥尼尔销声匿迹的12年间由他人写出的剧本看起来多少有些像湿哒哒的烂纸巾。”多好玩儿啊,又很轻松。可就这么短短两句话,便一举揭示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华而不实。奥尼尔胡言乱语也就罢了,可一个评论家也跟着发疯,简直太上不了台面了。说他失心疯,那是客气的。更准确地说来,他只不过向大家揭示了本来只在私底下为人所知的真相:乔治·吉恩·内森在评论界的声誉并不是建立在他对自己言论的理解上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以前也并不明白。他能在评论界声名鹊起,纯粹因为会在遣词造句方面抖机灵。
《送冰人来了》一剧,其实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你被它愚弄了,你就是个一看别人装腔作势就乖乖上当的十三点。整出戏不过如此,超级简单,一塌糊涂,让人一头雾水。内森写的东西,我也许一行也不该再看了。言之无物。也许以前也是一样。
近年来还有一部试金石式的作品,就是《欲望号街车》[6]。本特利狠批了它一通,麦卡锡也是。这只不过是摄影台本写得好一点的又一个奥尼尔罢了。无它。艺术水准为零。但在适应当下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现实情况方面,倒是可以打A或A+的高分。如果有个脑子灵光的家伙把它搬上银幕,估计不会赔钱。
对纽约的评论家太过严苛也是不对的,除非同时承认他们为生活环境所迫,只能用引人入胜的笔法写些几乎不值一写的东西。这就引导或是迫使他们养成了一套故作精妙或深奥的技巧。一旦需要,他们就能施展这套技巧,把微不足道的东西写得事关重大。这是所有成功的广告文案写作的基础。在一个并不重视“何为正确”或“为何正确”的世界里,是写不出评论的。然而剧本评论专栏——不管评论的是什么破剧本——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表面上的问题,却并不以此降低戏剧评论本身的重要性。这些人评论的并不是剧本,而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否则还有什么能让他们继续这套把戏呢?优秀的评论作品是以对主题的理解和评估来衡量的,而拙劣之作的衡量标准只是看它能否维持评论家的职业声望。
我觉得德沃托[7]那篇关于美国纨绔子弟饮酒习惯的文章着实精彩。曲径通幽,却又引人入胜。他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当一个文明行将朽坏的时候,总能从一般意义上体面人家的生活和家庭的外围看出蛛丝马迹。当它们开始衰变为对邪恶的崇拜时,大概就病入膏肓了。或者注定如此,但这个国家除外。
奥登[8]的文章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那篇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采用了清晰、冷静的经典写作方式,非常出色。但是为什么非要扯上我呢?我只不过是个将几篇通俗小说七拼八凑出了本书的家伙,怎么会关心侦探小说这种文体形式?我只不过想找一个借口为戏剧对白做些尝试罢了。设计情节和情境无非是为了配合对白,但其实这两点我打心眼儿里没一个在乎。我真正在乎的东西,埃罗尔·弗林[9]将其称为“乐音”,也就是他要说的台词。马洛的故事我才写了一半,刚寻摸出一点儿乐子(卡壳的时候除外),突然就冒出来这个叫奥登的家伙,跟我说,其实对犯罪环境的认真研究才是我写作的兴趣之所在。所以现在我看着自己写下的字,跟自己说:“你可记住了啊,老家伙,你写的可都是对犯罪环境的认真研究。”可我是个认真的人吗?才不是。我写的是犯罪环境吗?也没有,只不过是些稀松平常的腐化堕落,无非从惊险故事的角度夸大了一点。这不是因为我对这种故事本身有多痴迷,只是因为我非常现实,熟知游戏规则而已。
很久以前,我还在给通俗杂志写小说的时候,曾经在某个故事里写过这么一句:“他下了车,穿过洒满阳光的人行道,直到躲进入口处凉棚的阴影里,才觉得脸上有了一抹清水般的凉意。”小说发表的时候,这句话被删掉了,因为读者欣赏不来这样的东西:动作太磨叽。可我偏要证明他们是错的。在我看来,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动作什么都不关心,但实际上——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动作。他们真正关心的,也正是我关心的,其实是通过对话和描述所营造出的情感。让他们记忆深刻、魂不守舍的并不是诸如“一个人被杀了”,而是:他在行将断气的那一刻,想从打磨光洁的书桌上捡起一枚曲别针,但就是够不着。他脸上用着劲儿,嘴巴半张,带着一抹痛苦的微笑,似乎已经把死亡置之脑后,连死神来敲门都充耳不闻。那该死的小小曲别针呐,总是从指尖滑开。他想把它从桌子边上推下来,再就势接住。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致以我最友好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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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1890-1954),《哈珀斯杂志》(<i>Harper’s Magazine</i>)编辑,知名美国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叶美国史尤其有研究。
[2]埃里克·本特利(Eric Bentley,1916- ),生于英国的美国评论家、剧作家、歌手及翻译家。
[3]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国作家、评论家及政治活动家。
[4]《送冰人来了》(<i>The Iceman Cometh</i>)由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在1939年创作。
[5]乔治·吉恩·内森(George JeanNathan,1882-1958),美国作家、编辑、戏剧评论家。
[6]《欲望号街车》(<i>A Streetcar Named Desire</i>)为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写于1947年的作品,获1948年普利策戏剧奖。
[7]伯纳德·奥古斯丁·德沃托(Bernard Augustine DeVoto,1897-1955),美国历史学家,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西部历史。
[8]W. H.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是公认的现代诗坛名家,1907年出生在英国,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
[9]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美国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