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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责任感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主义者首先指责国民党背叛了选民赋予当选政党的执政权——正是它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在原则上具有合法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一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们也不特别重视孙的治国方略。但是碰巧地，三条原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还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团体的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注点。
国民党官方将孙中山的方案作为其政治纲领，这其中包括了作为准备阶段的“训政”将最终通向“宪政”的概念。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就是孙的声望和作为现代中国缔造者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曾保证要执行这套方案，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国民党从抗日战争中获得的民族主义者的信赖和累积的声望，却由于在战后无法满足大众的渴求而迅速消耗。这些渴求包括：对和平的渴求，对经济重建的渴求和对一定形式有求必应的政府的渴求。因此自由分子对政府的谴责包含两条主要罪状：一条与国民党统治的形式有关，另一条则与其统治的表现有关。
<h4>国民党统治的形式</h4>
政府存在着，不仅应该“民享”，也应该“民有”和“民治”——这个想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及。要说国民党二十年的“训政”是合理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为“宪政”预备道路。而所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国民党远未完成这个任务。194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值上海小贩暴动之际，储安平写下一些讽刺的评论以飨读者：
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而论，我们一向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二十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12]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说得更坦率：
国民党之一党专政，无疑的是模仿苏联的。不过国民党政纲规定训政以后有宪政，不像苏联的长期一党专政，是仍以民主政体为目的，训政不过是一段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它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13]
<h4>宪政</h4>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相当怀疑的眼光看待正在以代议政府的名义确立的机构和程序。这些怀疑的最初源头是政治协商会议——一次于1946年1月11日到31日召开的多党会议，旨在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争端。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8名来自国民党，7名来自共产党，5名来自青年党，2名来自民盟，2名来自民主社会党，2名来自救国会，1名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1名来自乡村建设协会，1名来自第三党，9名无党派人士。会议就国共两党间发生纷争的五个主要领域达成了协议，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奠定了一个真正联合政府的基础。
协议解决了以下问题：改组国民政府；拟定结束国民党“训政”，引进“宪政”的政治纲领；修改1936年的宪法草案；规定全国制宪会议代表资格（全国制宪会议将采纳经修改的宪法）；将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军队重组成统一的武装力量。
自由派人士多半对这些协议满意。但是政协并没有执行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国民党内部的右翼分子反对会议做出的很多正式决定，并成功地在3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修改了国民党在几个要点上的立场。两个最重要的改动是限制各省的自治权以及规定延续总统政体而不是像会议通过的那样采用内阁制。
在受到来自国民党右翼的一击后，[14]会议达成的协议越来越不具效力——或多或少与1月停火协议的失效同时（当初正是因为停火协议，协议才得以达成）。除了国民党单方地修改协定，1946年出现了争论关键点，涉及：将共产党武装并入国家军队；国民党拒绝在40个席位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给予共产党和民盟联合否决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在宪政正式确立前将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共产党和民盟称国民党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都侵犯了原先的会议协议，所以他们拒绝受协议的约束并拒绝参与协议的执行。政府随后在1946年11月15日继续单方面召开国家制宪会议，通过了1936年宪法的修正案；单方面地在1947年1月1日公布新宪法；单方面地在11月选举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代表，1948年4月，单方面地在国民大会的会议上选举出了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15]
对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见第三章）显示了这些做法引起的负面情绪。被问及“你认为最近在中国举行的选举和宪法的公布表示国家真的向民主政府方向前进吗？”时，有接近80%的被调查者的回答是“不是”或“未必”。
《观察》和其他出版物的“致编辑的信”专栏反映了同样负面的态度。一名希望破灭的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写道：宪法的公布本来应该是令从事法律专业的人们感到高兴的一件事，但是恰恰相反，“法治”对他们来说成了嘲弄。在民国早年，司法还算是独立的——他评论道，但是在国民党的“训政”下，司法独立名存实亡。他继续援引了最近引起上海法庭注意的一个案件。在这个案件中，当地的调查办公室要求对一位被怀疑有不法行为的县长提出诉讼。这以后不久法庭收到了“上级指示”，案件被迫不了了之。作者总结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法独立从何谈起。[16]
另外一封信描述了某县在1947年11月21日和23日选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的过程：
今天，全国的报纸都在报道国民大会的召开。但是我依旧记得去年宣化县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是多么可笑。
国民党提的宣化县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是董秀明，另外还有一些选举的竞争者。一个寒冷多云的下午，董秀明在集市的露天剧院做了公开竞选演说。为了学到一些关于民主的知识，我冒着寒风去听讲。我到达时，除了一些店员的学徒外，所有坐在观众席里的都是附近街道过来的小贩。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他们的回答是警察叫他们过来……然后三四个长官带过来两百多人，这些人据说刚刚进行了军事训练。直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座位才被坐满。董先生的演说非常简单，根本没有包含任何竞选纲领……董先生做完演讲后，县长王一芳接着开讲。他对观众席中的“选民”说：“我命令你们选董秀明先生。这个命令就像让你们去修筑防御设施的命令一样。任何人如有违抗，都是错误的……”在会后，保甲长们当然遵从了王县长的指示；他们挨家挨户地传话：“县长说了，不投票给董秀明的人，防御设施将来需要修理了，这些人就出去干活。”选举的结果自然是董秀明得到多数选票。
今天是国民大会盛大开幕的日子，我想董秀明先生已经稳稳地坐在代表席的位子上。名正言顺的国大代表，还有这么多内幕，无怪乎这些签署当选却未能取得当选证书的代表来到国民大会会场，吵闹着要求入席？真是个笑话。[17]
第一届国民大会的会议本身激起了同样刻薄的评论。在大会召开的南京，一位《观察》读者形容场面混乱不堪，三民主义在这里成了空洞的口号。在他看来，政府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民主的毫无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奋起反抗，各地的人们都呼应他们的原因。“如果现在的政府继续不理民生问题，当今的当权者继续自私自利，”他总结道，“那么这些人将从权位上摔下来，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18]
对于这次的国民大会，储安平写道：“混乱至此，除了笑，我无以对之。”但是他不愿将责任归于代表本身，而认为二十年的国民党“训政”才真正难辞其咎。“训政”的目标是教人们如何举行选举，但现在众所周知：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成了一场闹剧；被选举的代表质量普遍较低；在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不论在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具国内威望的领导人之中，很明显地没有哪一个能与蒋介石竞争总统之位。对于所有这些缺点，储直接归咎于国民党。“非常坦率地说”，他总结道，“从国民大会前举行的选举和会上发生的事件来看，国民党过去二十年的‘训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但是一直到很后来的1948年4月，他似乎依旧希望国民党领导人能够以过去的错误作为前车之鉴。他于是号召国民党“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19]
<h4>公民自由</h4>
也许对学术界来说，比打着代议的幌子惺惺作态更严重的是官方对公民自由的侵犯。这些自由是由宪法以及一些官方声明和公告所保证的。在实践中，它们要么被当地政府忽视，要么通过宣布戒严令或者相似的紧急公告被官方暂时中止。这些措施被特别用来让那些批评政府及其政策以及内战的人噤声。因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依旧是最执拗和最能言善辩的批评者，所以他们自然成为政府压制政策的主要对象。几百人被监视、跟踪、威胁、骚扰和逮捕，就像关于学生的第三章中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失踪”。监禁、刺杀和用刑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实行过官方新闻审查，而在内战期间，该办法没有被正式制度化。但是对新闻界的干涉以许多形式进行着。这些形式包括：临时审查制度；地方性的审查制度；让探讨特别话题的出版物某一期暂时停刊；情节严重者实行永久封社；实地袭击印刷厂和编辑社；逮捕和关押记者；甚至殴打报童和小贩。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些努力基本适得其反。他们确实成功地减少了大众读者能读到的新闻和政治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因为批评政府的刊物是禁不完的，禁令导致刺激存留刊物发表更强烈的批评。
因此学生运动中的“反迫害”的抗议在年长一辈看来是对政府的公开和持续的谴责，谴责它对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以及对请愿和示威自由的干涉。在有些场合，批评变得很激烈——很多时候涉及政府对学生抗议者的处理，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有一次是在北平，在所谓人口调查的过程中逮捕了超过2000人。绝大多数的逮捕发生在1947年2月15日到18日之间。被逮捕的包括教授、教师、医生、出版商、店员和一些学生。
第一批进行公开抗议的人群中就有13位教授，他们发表一份声明，要求保障人权。声明对政府的表里不一表示惊讶：政府可以在1月发表宪法保障公民自由并释放北平监狱里的1000名罪犯，然后在6个星期以后又展开专横的大肆逮捕。[20]警方发表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复，声称逮捕是必要的，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警方还坚持逮捕行动遵循了法律，因为当地的保甲长之前对他们管辖区内被怀疑“触犯了法律”的人都提供了证据。最后警方说除了大约40个人以外，大多数被逮捕的人在逮捕后24小时之内都被保释出来了。这少部分人据称有私藏军火和谋划暴乱罪。
警方的回复远远未能平息人们的负面情绪。3月1日，192名北大、清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职人员发表了一份《人权宣言》。教授们谴责了“北平当局的非法行为”，称逮捕是对新公布宪法的背叛，是对政府所重复宣扬的保障公民自由的背叛。[21]
1947年5月，130名华北记者协会的记者在北平集会。会议将“新闻自由”和“保障公民自由”作为口号。甚至会议的官方协调者，政府中央通讯社的一名经理，也对普遍的情绪做出了回应。在一次演讲中，他对报社办公室一再地被袭击以及如5月1日新闻人张今吾的被捕等类似事件深感遗憾。他继续说，“我们应该将我们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为自由奋斗和保障公民自由上。《华北日报》的张先生的被捕是非法行为，所有全国的报业界应该对此抗议。”[22]
记者的抗议也许对张的释放有帮助，但是不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在全国的发生。在一个月内，三家上海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因为印刷了据说企图破坏公共秩序和颠覆政府的新闻而被查封；[23]还有一家报纸被临时停刊；天津实行了新闻审查制度；[24]在重庆和成都，大约有60名记者被捕。报界和其他公共团体抗议和呼吁了无数次，而官员每次都回答将维护新闻界的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安全。像张今吾一样，大多数被逮捕的新闻工作者很快被释放了。但是骚扰和恐吓持续着。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的评论作为对此的反应甚为典型：
打杀了学生还不算，还要把红帽子满天飞，遍地都变成“奸匪”，到处抓人，到处打人。对于一向侈谈的新闻自由，尤其摧残无遗。一下子封闭三家报馆，到处抓记者，还要逼着承认是共产党；天津甚至还要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谁没有理性？究竟是谁无法无天？用“理性”“法律”作幌子，而大做其反理性违宪法的事情，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25]
“你当真想说，”《大公报》以社论的形式质问，“这些人全部是阴谋图反的共产党分子？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他们是否真有必要？逮捕通讯员，杀害学生，制造恐怖气氛，这真的是聪明的办法吗？”[26]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授葛思恩将一个与美国报业自由权有关的流行概念奉为典范——不管其他人的观点如何，我们应该誓死保卫他们的表达权。“压制公众意见和阻止新闻界说真话的政府”，他警告道，“是生存不下去的”。
在让政府的批评者销声匿迹的一系列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暗杀闻一多。闻一多是昆明西南联大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像他的同事一样，他勇于要求改革。1946年7月15日，他从民盟记者招待会回家时，在教师宿舍前被枪杀。四天前，李公朴也遭不测。李公朴同样是一位深孚众望的民盟成员。李在自己昆明住处附近的一条街道上被刺身亡，当时他正与妻子从剧院回家。
暗杀在昆明的学术界中带来了一波恐惧。大约有12位教授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事情最后变得如此尴尬，以至于中央政府派兵护送他们出昆明城。梁漱溟和周新民代表民盟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暗杀要么是云南警备司令部总部策划和实施的，要么就是总部对此全然知情，并开了绿灯。梁和周声称，也许是中级或低级官员执行了暗杀，包括广泛的初步调查和之后的遮盖工作，而他们的高级长官起了煽动的作用。[27]
学术界忘不了昆明的谋杀案。这两起谋杀案后来被经常引用，来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下产生的压抑的大气候。几乎是该事件发生两年后，1948年4月，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发出对“三名教授”的公开警告，指控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利用煽动学生。大家都知道“三名教授”指的是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这三位教授上个月在北大的一次学生聚会上发言。90位来自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和北师大的教授立刻发表了致吴主任的公开抗议信，在信中他们写道：
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28]
该事件同样引发了储安平的带有个人风格的表达：
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它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它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它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它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没有兴趣……人民没有饭吃，它管吗？它不管。人民没有衣穿，它管吗？它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它管吗？它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结尾他提出了警告：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北平高层煽动第二起闻一多事件，政府将马上看到混乱爆发。[29]
闻一多事件和对三名北平教授的警告当然是更广义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更广义问题指的是国民党总习惯将政治注入教育。与演讲、集会和出版自由受宪法保障不同，宪法甚至没有对政治干涉教育的防范措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不止一次下决心在这一方面进行改革，但是决心从来没有被贯彻。国民党和政府不断地干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自由主义思想中，政府在学校系统内的干预应该维持在绝对极小值水平；学校内决不允许党徒进行政治运动。自由主义者不反对学生自己的独立政治活动。相反地，这些活动被支持和鼓励。以下情况才将受到反对：国民党试图培养自己的活动分子在学生中工作，试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募成员；政府对所教内容的干涉；恐吓及压制学术界内的反对者。
政府干涉成了教育系统的一部分，[30]而教育系统是如此依赖国家的支持。教育部对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施了严密管制，这些管制涉及从学生团体的规章制度到国立大学行政管理上的任免等各方面。这使得教育部和大学在学术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执。[31]考虑到如此多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教育部的干涉还不可避免地使得学术争端与政治争端紧紧纠缠在一起。[32]抗日战争期间，“CC系”的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曾加大力度进行这样的干涉。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侵入”包括：由政府编写课文的政府批准版中国历史，以及宣扬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公民教材。
作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承认自己是一个忙人，从来没有闲工夫查看他子女的课本。1947年初他看到这些课本时，他才发现他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同事们的批评完全切中要害。他表达了自己在尴尬处境中的惊讶和沮丧。这位父亲攻击秦始皇的统治——他写道，而孩子们却被教育要歌颂这个暴君。父亲将太平天国运动写成是中国现代化的序幕，而孩子却被教育轻蔑地对待这次起义。父亲疾呼让国民党从学校撤出并结束国家的落后传统，而孩子们却在攻读除了国民党教条和对旧道德的赞美之外别无他物的课本。[33]
1946年末，为了回应学校领导抱怨当局命令学生参加国民党活动，教育部发出声明，该声明典型地反映了政府对这类的批评的反应。教育部同意如果调查证明学校领导的抱怨有正当理由，他们将“设法予以谴责”。但是教育部不愿意干涉国民党在学校内的活动这类问题，因为这是由党自己决定的事。[34]问题就停滞在这里了。时至1948年，政府和国民党反而增加了对学校的干预，徒劳地试图抑制学生的抗议活动。结果，自由派的批评变得更加尖锐，就像下面摘自《时代批评》的评论一样：
最近，所有党派都知道了学校是力量的源头，于是想要控制思想，控制学校。他们想要利用学生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所以学校成了党派的大训练营……我们于是疾呼：党派滚出学校，给学校教育的自由，给教授教育的自由，给学生学习的自由，给中国新生的自由！[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