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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少数人既没有忽略这种代价，也没为此感到过于不安，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访问过河西的那名公务员就是其中之一。“至于斗争方法和处刑事件，”他写道，“不能说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经过重新考虑后，我觉得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地方官员和乡绅一直以来控制了农村的所有事务，农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从来没有人保护他们的利益。该公务员自己在解放区并没有亲眼看到处死任何人，但当地报纸在他逗留期间报告过此类事件。一名官员告诉他，那些曾经虐待和伤害过人民的地主有时会被处死。
因此，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可能将这种暴力视作社会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对此更为普遍的反应是反对和恐惧。山西南部的一名《观察》的读者对共产党行为的反应更具有代表性，虽然他的看法比大多数人极端。这名读者给报社写了一封信，简要地描述了当地发生的暴行——许多地主被农民拷打和处死。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先生，我要哭了，我不会描述那样生动。这篇消息请你也登载一下。我知道贵刊不是国，也不是右，为晋南人诉诉苦，我也不是国，也不是右，我这样晕头昏脑的听到见到，站在人的立场上，我要叫唤！”[25]
几个月后，《观察》发表了专题报道，更详细地描述了这封信里提到的事件。作者解释，1947年3月，胡宗南将军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让驻扎在晋南的部队攻击延安，实际上是用山西南部30个富饶的县换来了陕西的45个贫困县。作者描述了共产党怎样在刚占领的山西南部地区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不久之后士兵怎样迅速地撤离；共产党怎样将粮食分发到人民手中，让乞丐消失：与阎锡山统治下的情况相比，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变得更和平和安宁的。由于大部分教师逃走了，孩子们不得不从学校出来，他们被安排从事田间劳动或其他形式的工作。
士兵撤离之后，很快成立起县、区、村级别的人民政府。干部们分散到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同时每个村子都会进驻3—5名政工人员。这些政工人员找出村里最穷的农民，弄清他们的姓名、职业、财产状况、家庭背景，以及所有村民的相关情况。下一步是建立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成员通常是村里的无产者。然后村里所有的家庭被正式划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成分，每个成分又被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最后开展阶级斗争运动，农民协会将在农民干部的指导下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农民协会有时会一天召开几次会议，但通常农会在晚上开会。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不能公开的，会员们一般拒绝透露这些问题的性质。但根据村里的流言，干部们谈论富农是如何凶残、他们怎样残酷地剥削穷人，以及共产党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将农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并帮助他们推翻自己的剥削者。贫农也会在会议上发言，报告谁是村里的有钱人、他们在过去的劣迹，诸如此类。最后，这些“富有的人”会在全村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接受审判，接下来将发生最残酷的暴力行为。
富农通常是第一批遭受攻击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和房屋都会被没收，随后被分给穷人。但有时候人们被错误地划分成富农。据说一些家庭由此而陷入了赤贫。这位作者写道，他的村子里几乎没有富农，但30多户家庭的财产被没收了。在另一个只有100户人家的村子，被没收财产的家庭达到了40户。农会的青年成员和妇女纠察队在村口站岗，只有持有农会颁发的通行证的人员才能进出，因此许多所谓的富农甚至无法离开。而且，在许多地方，没收的土地、粮食和其他财产许多个月后仍然闲置着，没有再分配给农民。
农民协会会挑选出那些被指控曾经有过严重的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富人，作为批斗的对象。这些人会被带到村民大会上接受批斗，常常会遭受身体上的攻击。一般的惩罚包括投掷石块、棒打、拳击、戳刺，被批斗者有时会因为伤势严重而死亡。然而，比起这些具体的暴力行为，人们肆意使用暴力的态度似乎更让作者感到困扰。甚至村里的行政官员都无法干涉村农会发起的阶级斗争运动。他写道：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似乎没有法治，没有律师，没有法庭，总之，个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农会的干部，而不是当地政府，掌握着决定人们生死的权力。[26]
苏北地区的报道也同样令人不安。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上海—南京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从该地区逃出的数千名逃亡者那里了解当地发生的情况。如果人们多次讲述的有关苏北地区的情况是可信的话，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产生疑虑也不足为奇了。日本投降后不久，苏北的一些地方就开展了阶级斗争运动。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将在所有村民面前接受公开的惩罚。共产党还鼓励农民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清算”，这些地主的劣迹包括：侵占农民的土地，收取过高的地租，剥削佃农和雇工，等等。
一位观察家声称他在原则上赞成这种清算运动，但他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农民对“复仇有一种特有的偏爱”，一旦这样的运动开始，它很容易变得无法控制。因此，尽管共产党派来的工作小组会对阶级斗争运动进行具体指导，仍有很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并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件。[27]
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条关键的土地改革指令（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节分析），这显示共产党知道从解放区逃往国民党城市的数量众多的逃亡者使城市居民对自己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共产党也知道中央政府忽视了这些逃亡者。共产党试图利用政府的失误减轻人们对自己的批评。共产党为此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欢迎所有逃亡者回到解放区。
上海的一个左翼杂志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对逃亡者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承认，由于数千人逃离了苏北解放区，许多人认为这是个类似于“地狱”的地方。文章接下来将根据这些逃亡者逃亡的原因将他们分为六个不同的类型。一些人逃跑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强征入新四军。一些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青年逃跑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两类人明显是被国民党的谣言和反共宣传欺骗了。第三类逃亡者是普通的地主，他们拒绝接受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第四类人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劣绅和恶霸。第五类人是曾经和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和傀儡。最后一类逃亡者逃跑是因为一些经验不足的当地干部错误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正是他们让人们对新四军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产生了错误印象。
这篇文章强调，共产党欢迎第一、第二、第六类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即使是地主，如果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也是受欢迎的。只有汉奸和坏分子——文章警告道——一旦回到解放区将被立即逮捕并接受惩罚。[28]
到1946年夏季和秋季，逃亡到上海的几千名中小地主由于通货膨胀和国民党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而变得身无分文，他们的确返回了苏北解放区。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了救济，并为他们提供了房屋和基本生活资料。一些人在自己的村子里获得了和其他村民同样多的土地。一些回来的地主甚至被允许保留原有的土地，只要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北平派出的《大公报》记者曾在华北报道过类似的故事，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劝说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解放区政府向逃跑的地主保证，如果他们遵守减租政策，他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29]
共产党的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在1948年发展为一场反“左”倾运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行政策的方式存有的疑虑，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疑虑完全消失了。相反，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会这样矛盾，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矛盾的还有另一件事。
<h4>民族主义议题</h4>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有时也会主张在中国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有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许多作家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即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可能会最终沦为苏联的附庸。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担心，但他们对这一批评仍然十分敏感，常常尽力向人们解释这种担心不会成为现实。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批评。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中央政府反共宣传的一个主要特点。反共宣传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1945—1946年期间苏联军队对东北的占领、他们在当地的劣行以及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30]，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当日本在8月14日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了中国东北。同一天，苏联和中国政府宣布两国之间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据称，斯大林在谈判时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军队会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撤出东北。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由于苏联人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农村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段时期。在此期间，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即使不是积极配合——下，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当然，苏联军队实际上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对东北的渗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们很明显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苏联人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拖延战术，极大地延缓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向东北运输部队的进程。
如果苏联人按约定于1945年11月撤离，这意味着他们占领的地区会立刻被共产党接管。因此，国民党政府同苏联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苏联人同意延长驻军时间，并允许美国帮助国民政府把军队运送到东北的各大城市。苏联撤军的新日期被设立为1946年1月3日。到1月3日，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撤军期限第三次被推迟。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还没有完全从东北撤走。[31]
正当东北的“危机”日益恶化之时，国民党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一场反对所谓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宣传活动。苏联人受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们将东北所有工矿企业的物资、设备、机器拆下后运回国内。这原本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争赔偿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原日占区的所有物资设备的所有权应为中国政府所有。到1946年2月，随着《雅尔塔协定》全文的公布，以及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特使张莘夫被杀，民众对苏联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名特使和他的随员是在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人强行拖下火车，然后被害的。[32]
对苏联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国民党和政府官员。公众尤其对《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感到震惊，这些条款赋予了苏联许多特权，而这些特权正是“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政府严厉谴责过的。除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重庆）、左翼的《文汇报》（上海）和苏联支持的《时代日报》（上海），全国所有媒体都对美国和英国如此容易地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在重庆，14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举行了罢课，要求政府维护中国的主权。2月18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和英国的抗议信。2月19日，南京中央临时学院的3000名学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并对《雅尔塔协定》表示反对。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所有学生团体都决定罢课来表示抗议。[33]2月22日，上海学生总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超过2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34]
然而，在一群游行的“学生”攻击了《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办事处——这一行动显然是国民党的右翼分子煽动的——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学术界的反苏运动突然停止了。[35]2月26日，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取消原本计划好的罢课，理由是“这次罢课完全是由一些不怀好意的挑拨者煽动的，而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学生作为工具”。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所有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被取消了。[36]
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东北问题最初的自发反应仍然清楚地展现出，一旦人民认为国家主权遭到了侵犯，他们将产生多么强烈的反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共产党也无法逃避公众的谴责。在一篇充满了激烈反苏言论的社论中，《大公报》直接对共产党表达了同样的愤怒。这篇社论提出，既然政府军队在东北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难和阻力，那么，我们想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进入东北。[37]自由立场的《新民报》坚持认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争端——共产党要求保留解放区的自治权——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外国无权干涉。中央政府不应以东北问题为借口，拒绝考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的民主议题。同样，共产党也不能将它对苏联的支持归结到“为了公众的利益”这种理由上。该报总结道，无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政治理念有多么一致，这种一致性仍然要服从国家利益。[38]
由于不愿批评苏联，中国共产党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作为回应，共产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试图说明爱国主义和“盲目排外”的区别。他们将反苏运动比作由反动分子煽动和政府操纵的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共产党在重庆的党报声称，这一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保护中国，而是让民众盲目地敌视其他国家。[39]
沈阳的记者向林彪的参谋长伍修权询问苏联军队从东北拆除机器设备的情况，伍的答复是他对此毫不知情。[40]共产党还提醒他们的批评者，在日本人占领的14年间，和东北人民并肩战斗的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军队从未在东北向敌人开过一枪。一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官员回来之后，他们所做的只是尽量为自己捞取好处。[41]
《大公报》在沈阳的记者证实后一则报道的真实性，但他也指出，共产党的声望因为它和苏联的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写道：“那些帮助外国人将物资和设备从东北运走的人给人们留下了极坏的印象。”[42]但无论人们当时的印象有多么糟糕，在苏联军队撤走之后，这一议题激起的人们对共产党的反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如此，私下里仍有许多批评意见，不时有人暗示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势力的关系过于密切。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的意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名代表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要实施三民主义，但国民党只愿意实行前一半原则，共产党则愿意实行后一半原则。因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都只能得到“民半主义”——三民主义的一半。共产党忘记了民族主义，国民党则忽略了民生主义。而两党在民主建设上都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工作。[43]
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议题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如此重要，有时国民党本身也会因这一问题而遭受批评，自由作家开始回避这一话题。在一些对共产党私下批评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中国政党，不可能真的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苏联人从东北撤走之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民主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