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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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半年共产党接管东北的城市和城镇，这一过程显示了曾经让国民党声名受损的缺点，共产党的干部和士兵也未能幸免。根据共产党自己的叙述，他们的军队也有相当的夺取财产行为，特别是在接管四平、吉林和鞍山的时候。而且，很多跟随部队的人员——属于医疗、卫生、后勤和通讯部门的人员，接管了工商业财产，拆除了工厂设备，运走了机器和原材料，损坏了很多设备。在一些地方，接管人员甚至卸下铁路轨道，把铁轨当成废铁，把枕木当成柴火。[1]

所有这些所作所为，或多或少地与由来已久的游击做法相一致，即：在不能永久占领的地区，把物资以“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从那里运出来，这一做法本来适用于“军用”物品和“敌人财产”。这一习惯在1948年得到延续意味着，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拥有或管理的城市国营企业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家控制的主要产业，作为“敌人财产”受到最严重的破坏。以下两类个人拥有的工商企业也成了目标，即：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个人；或与国民党有关的，比如为军队提供临时住所照顾伤员或诸如此类的个人。[2]

很多在战斗结束后迁入的民用机构，它们只关心自己部门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扰乱了商业和价格。城市穷人趁着战斗进行偷窃和抢劫。农民进入城市，夺取村里地主在城市的土地。接收部队并不保卫财产，而是允许人们为所欲为。[3]1948年上半年，所有被共产党军队所占领的东北城市，除了“少数几个”，都传出消息，报道了这样的违反官方政策的事件。[4]

根据官方评价，作战部队的纪律很差。他们，他们的支持部门以及后方的文职人员，都没有受到充分地约束，让他们遵守党的保护城市的政策。文武职人员依旧将占领城市看成是暂时性的事务。他们依然不明白新的局势出现了，赋予城市新的作用和重要性。1948年6月10日，中共东北局发表指示，意图就是改变这种状态。在第二年，进入中国城市和城镇的每支部队，司令员都要颁布公告，公告中均包含了相似的指示。

<h4>军事纪律</h4>

中共东北局命令将权力集中于领导者。在那个春天接收吉林和其他城市时，权力是不集中的，所以攻打任何城市的最高军队统帅从今以后将对占领的初始阶段，包括对所有党政部门和地方干部的行为，直接负责。一个城市实行军管的时间由军事统帅根据情况决定。当秩序确立起来后，军事统帅有责任把军管会转化成市政府或市委。

在攻打任何城市之前，战斗军队、后勤部门和所有文武干部要接受训导，内容是关于占领期党的政策和纪律。军队只有没收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件的权力。没收物品马上要全部委托给一位官员管理，并上报最高统帅；士兵个人禁止私藏这些物资。特别禁止军队没收其他财产，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并命令他们阻止其他任何人这样做。后勤和服务部门同样“绝对禁止”接收任何财产。

作战部队接到授权，可以将以下人员作为罪犯抓起来：持武器的敌军，其他持武器和抵抗的人员，军事间谍和主要战犯。所有其他守法的公务员，包括当地警察，允许他们留在岗位上，且命令他们照常执行公务。在战斗后，所有部队，除了必要的维持秩序的，都要撤到城外。党、政府和其他机构接到命令，不许其成员买卖财产或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农民不准单独进入城市或城镇占有财产或逮捕嫌疑犯。[5]

这些命令构成了党在内战剩下时间占领政策的本质内容。在接收每座城市前，攻进城市的共产党军队公布了这些命令，电台也广播了同样内容，之后，它们出现在墙报和报纸上。在接管济南前，陈毅将军发表的七点临时法重申了该政策。在共产党军队占领该城市的那天，即1948年9月25日，济南军管会宣布的规定中也重申了该政策。[6]在天津和北平投降之前，林彪发表八点临时法。[7]最后，共产党军队前进到南部和西北部时，毛泽东和朱德在1949年4月25日宣布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约法八章中，亦重申了该政策。[8]

另外，修改了军队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来指导农民士兵进入中国主要城市时的行为。1949年4月26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颁布了修改后的规定和要点：[9]

三大纪律

1．遵守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命令和规定。

2．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市政府。

3．保持革命战士的节约传统。

十项注意

1．不经允许不得开枪。

2．不占民房和店铺，不扰乱剧院等娱乐场所。

3．没有任务不外出，外出之前要请假。

4．不在街上乱驾马车乱骑马。

5．不在街上吃东西，不在街上手拉手走，不挤进人群。

6．买卖公平。

7．保持营房整洁，不随地大小便。

8．不许算命、赌博和嫖妓。

9．不许贪污腐化。

10．不在墙上乱涂乱画。

假如在1945年实行了相似的规定，国民党政府将会避免很多由接收引起的批评。恰恰相反，国民党回到上海，然后来到北平、天津，再入东北，从来都不曾改正接收人员犯下的哪怕是最招致恶评的劣行。他们在东北各城市的行为更是无法无天。相比之下，共产党，一开始似乎也犯下了与1945年的国民党同样的错误，但是都在造成严重损失之前纠正了过来。所以当共产党军队从相对不为人知的东北出现在众所瞩目的天津、北平、南京和上海时，这些城市见证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士兵奇观，他们连过路人出于好意递上的一支烟都会谢绝。

一位决定离开济南的、不那么同情共产党的中学教师承认，在接管城市之时和之后，纪律维持得很好。公众可以向长官举报一切违纪行为，两名士兵被处决。在作战部队主力从城里撤出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平民打劫的事件，但是秩序很快恢复了。[10]

在北平，另一位不同情共产党的观察者同样评论了接管人员的良好表现。他写道，大多数政工干部举止“谦虚朴实”。武装军队的纪律如此严明，从不恃武力夺取物品，借物必还。结果是，人们对他们既不恨也不怕。[11]

在上海，甚至反共的外国人都被感动了。那里，像别处一样，士兵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食物和其他物件。后勤人员用背驮的方式将器材运进城而不征用民用车辆。保守的美国报纸《大美晚报》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堪称典范”。编辑伦德尔·古德，注意到他们努力地将撤退国民党人员征用过又丢弃的车辆归还给失主。他写道，这些努力让他想起四年前的情形：归来的国民党官员争夺日本汽车供自己所用。[12]

另一个勾起过往回忆的事件里，一辆人民解放军的车撞死了一名同济大学学生。日期是6月3日，仅仅在解放上海的一星期后。就像上面所说，这样的事件，特别是涉及美国军事车辆的，激起了相当的公众不满。新的行政部门迫切地想避免有损形象的比较，于是司机被处以死刑。该判决后来为了回应公众对司机的同情而轻判。这名司机最近刚从国民党军队来到人民解放军。但是该案例成为城市所有军队集中学习的对象。所有司机被重新分类，更严格的标准出台了。重型车辆除了有绝对需要禁止进城，所有军队车辆被命令行驶速度不超过每小时15英里。[13]

另一个事件也标志着，在上海，旧的秩序从那个夏天起就一去不复返了，那就是向警察部门灌输纪律。根据党的政策，没有因为严重反革命活动获罪的官员和警员，如果希望留在原部门，将被获准。但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习惯必须有所改变。在8月，几个派出所和公安局的成员碰头来处理个案，有的时候还有居民点的居民参加。比如，对江湾派出所的两个警察进行了惩罚。在8月5日的地区会议上，他们承认接收了三辆无证自行车车主们的贿赂，因此受到处分。更严重的是陈鹏飞和李国华的违纪行为。在8月18日的卢湾派出所的警官和警员会议上，前者承认养情妇和保护妓女，后者承认他曾在执勤时“调戏妇女”。陈被移交法庭审理，李被撤职，两人都被要求在群众会议上当众道歉。[14]

考虑到这些事件，在上海的美国人对共产党接收人员行为的最初反应是“很有好感”。[15]从整体看，中国公众的反应也大同小异。

<h4>护厂运动</h4>

虽然中国的城市没有发动起义、向共产党投降的内应，共产党的地下干部却能组织起人们，特别是工人和学生，拥护接收。当下的目标是保护工业、通讯、公用设施和学术机构在接收期免于混乱。

危险来自多个方面。除了刚刚引用的事例，它们还包括撤退国民党的破坏和工人自己的趁火打劫。后者倾向于这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他们理所当然要从战利品中分杯羹。在沈阳、鞍山、抚顺和本溪，“交出机器和原材料运动”于1949年1月和2月，在矿工和产业工人当中发起。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人经劝说上缴了1000多件他们“藏起来”的机器和设备。抚顺煤矿开采管理局和沈阳化工厂的雇员同样参与了该运动。鞍山工人在三个星期内上缴了21万件物品，其中包括镇里发电机的零部件。工人的“捐赠”据说将重新恢复电力供应的时间至少缩短了一个月。[16]

努力保卫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似乎已经成为共产党接收政策的一个普遍特征。1945年，张家口组织了护厂队。即使在发生剧烈动荡的吉林，据报道至少有两家企业的工人日夜站岗保护工厂的设施和储备物资。[17]当共产党军队向南迁移的时候，这项运动的准备工作似乎变得更系统了。这或许说明共产党在未解放的天津、北平、上海地下组织更为广泛；还说明当共产党的胜算变得很大时，民众出于从众效应转而支持它。

在天津，华北最大的造纸厂——华一造纸厂1000名员工中的300名与人民解放军并肩工作，保护工厂。战斗在附近蔓延，工人留在造纸厂中保卫机器、仓库和供水系统。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和华北钢铁厂，两者都与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起小组，夜以继日地站岗看护工厂设施。天津汽车维修厂和天津大多数公用事业的工人也同这样做。这据说是共产党军队进城后，电力、电话、电车、水和邮政能够马上恢复的一个原因。[18]

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已经开始拟定护厂运动的计划了。在1948年8月第六次全中国劳动大会上，一名代表（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发誓在解放后，该城市所有的工厂和仓库将完整地移交给人民，公用事业将尽快恢复。[19]在淮海战役（1948年11月5日到1949年1月10日）之后，认真的准备开始了。

在1月末，共产党开始为接收国家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28个附属部门进行准备工作。解放区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叶渚沛通过广播向他的前同事发出指示，建议他们待在他们的岗位上，并向他们保证解放后他们的位置和薪水不变。他还警告毁坏委员会的设施是不可容忍的，并对接收时期的计划做了大致概括。一份上海报纸在2月初报道当地资源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和公司原原本本地遵循了叶的指示。雇员已经大量储备了粮食，准备了员工的名单，清理了仓库（这样雇员就可以将他们的所有物寄存在那里妥善保管），并组织了护厂队。[20]

4月，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基层党组织传阅着署名楚群新的一封信，他是公司的一名劳动者领袖，已逃到了解放区。信件的复本分发到每个雇员手上，要求他们在共产党占领城市的时候保卫公司的设施。基层党组织还在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入上海的日子，组织了一支护厂队，负责公司内外的警备工作。[21]

同样地，为城内工业区提供用电的上海电力公司基层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和紧急维修组。纠察队员劝说一支国民党军队的小分队不要将枪架在电力公司建筑物的楼顶上，据理力争地说子弹直接击中建筑物将导致起火，以至于临近地区都会被火焰吞没。等到人民解放军来到的时候，纠察队改名为人民保安队，接受在公司驻扎的国民党部队的投降。工人们昼夜留在岗位上，在新安全警卫员的监视下保证发电机和设备运转。因为这样的努力，供电毫无中断，电力公司也没有蒙受任何损失。6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其设施那是后话。[22]

上海海关党支部在2月中旬开始为解放做准备。高低层职员成立了委员会，开展了职员总注册运动，还囤积了大量救济物资。在港口和海关警察中，动员了120人组成一支武装纠察队。30名港口警察在党员的直接领导下赶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攻破了海关军火库，得到了583挺步枪和弹药以及其他武器。[23]

码头工人组织了一个装卸工地下联合工会，组成他们自己的纠察队，进行消极怠工，采用拖延策略，藏匿货物，总体上尽他们所能阻止国民党逃走。在上海最大的造船企业江南造船厂，据说几百名工人挫败了一次企图将设备转移到台湾的努力。首先，他们宣称自己是生产工人，不是运输工人，拒绝将机器拆卸、装箱和装船。国民党士兵被叫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做不好，工人们被迫接手。他们随后采取了不同的拖延策略，慢条斯理地工作，将机器最贵重的部分藏起一些，将有缺陷的和非核心的设备装箱。一些工程师同样也参与了此事，为成功地偷梁换柱保全设备贡献了力量。最后，少于1万吨的大多数残次不全的机器和设备海运到了台湾。然而撤退的国民党几天之后采取了报复行为，它的轰炸机命中了造船厂很多次，造成惨重的损失。[24]

1949年1月到5月，共产党青年团在交通大学设法招募了400名学生。在那里，相似的准备撤离的命令遭到很多教授和学生激烈反对。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条决议，宣布“学校绝对不能搬”。课程继续进行，学生整个春节都在校园里，以防止部队占领学校。解放前夕，老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纠察队，防止搬走图书馆、实验设备和其他可移动物件。学生还尽可能地收集关于国民党在大学附近防御工事的信息，向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队报告。[25]

其他据报道组织了相似准备的公司包括联勤（音）汽车厂、上海化工、英联造船厂、日亚钢厂、通用机器制造总公司、中国农具公司上海分厂、上海电机公司、上海公交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和上海邮政局。很多工人的纠察队在解放后不久变为人民保安队。他们负责维护工业区的治安，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负责解除国民党部队在这些区域的武装。[26]

根据后来的说法，在上海解放前，6万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纠察队；其结果是，城市的工厂和公用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27]这些说法难辨真伪。工商业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像我们将在下面见到的那样，这似乎不是由于在接收初期对工厂的机械破坏造成的。另外，保护运动的关键目标之一——保全最基本的公用设施——成功实现了。共产党对他们能够在1949年新夺取的城市地区迅速恢复电、水、电话、邮政和公共交通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