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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况下，在落实新的工资制度之前，会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这意味着向工人解释新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确定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这一制度。一般来说，对干部的要求是，在向工人解释新工资制度的具体细节之前，消除他们最主要的疑虑。一旦一家工厂确定了工资标准，工会将把它们交给普通工人核议。以往的经验证明，如果在大型群众大会上讨论这一问题，必定无法得出统一结论。因此，工人应分成小组谈论，这能让他们自由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对于自己有何等技能和经验，又该被划为哪个级别和水平，工人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对每个工人的自我评价，小组成员将进行合议，决定是否通过。在评议过程中，小组长首先挑选的，往往是表现中等的工人。这样，其他人是更好或更糟，就会一目了然，错误也会减到最小。小组评估的结果将移交给工会复核。由最高层级的工资评估委员会给出最后意见。事实上，这一程序能有效消除工人的疑虑，并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人的主体性。[74]
福利和纪律 政府承认，工人，特别是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偏低，达不到政府之前提出的目标，即保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1948年春天，物价持续上涨。政府不得不制订粮食配给计划，向工厂提供粮食，工人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分配给厂里的粮食。以上面提到的机器制造工厂为例，体力工人每月可购买16公斤限价粮，非体力工人为12公斤。除了这一基本配额之外，每个工人还能为没有工作的亲属购买9公斤限价粮，主要是超过50岁的父母和不满16岁的孩子。
但显然，工人并不情愿实得工资被大幅削减。以一家大豆加工厂为例，工会干部不得不通过小组讨论给工人施加压力，警告他们，一旦工厂倒闭，他们将立刻失业。最终，工人不仅同意降低工资——减少的部分由政府提供便宜的食物和燃料补偿，放弃年终奖，还答应改善工作习惯。为了确保这一协议的实行，工人们自己组建了生产监督委员会。此外，工人还成立了许多小组，开展劳动竞赛和保持劳动纪律。到1948年夏天，和上一年秋天相比，该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产量却增长了30%。因此，企业主进行了必要的维修，新增了机器设备，并且多招了50名工人。在这家工厂，只是当所有这些变化都完成之后，才引入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度。[75]
同样的办法被用来解决吉林8家小型私营钢铁企业出现的问题。这些小企业主要制造锄头、镰刀、斧头等农具。在这个例子中，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首先向劳资双方解释了政府的商业和劳工政策，然后分别与双方进行谈判，进行调解。工人最终同意，过高的工资要求是不合理的。管理方代表则表示，工人应得到略高于公有企业的薪酬，因为公有企业的工人能享受包括工厂宿舍在内的许多额外福利。因此，最终的协议结果是，工人的工资应高于公有钢铁企业工人的水平，但高出的部分不得超过公有钢铁企业工资的10%。每月的额定工作时间被定为25天，而不是通常的26天。协议的其他内容包括：工人的工资应以发薪日当天的粮食价格计算；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制度；在生产淡季解雇工人以及旺季增加工资的协定。[76]
哈尔滨一家有轨电车制造企业则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在这家工厂里，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工人几乎拿相同的工资。一些学徒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熟练技工。在5月的工人代表大会之后，该厂立刻组织工人进行小组讨论，评估工厂的情况，研究改革是否可行。工人们直接表示，他们反对改革。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评估和研究，大多数工人终于同意，体力工人和熟练技术人员拿同样多的工资是不合理的。学徒和熟练技工的收入也应该有所区别。在确定工资级别时，主要的依据应是工作技能和生产效率，而不是政治观点。[77]
但同时，劳工改革也直接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一些私营企业主开始利用运动中的反“左”倾政策，不惜牺牲工人的利益，为自己捞取好处。因此，有必要提醒当地干部，在改革过程中，要同时注意对“左”倾和右倾两个方面的错误做法进行斗争。对于前者，要求干部们“劝说、引导，或者命令”资本家和企业家尊重解放区的法律和政策。在哈尔滨，对私营的兴源被服厂，共产党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兴源被服厂一开始只是一家自给自足的小工厂，后来逐渐发展为哈尔滨最大的服装生产商之一。几乎所有工人都参加了劳动竞赛，不仅如此，政府还向企业提供资助和低价公粮。利润增加了，但企业主不仅没有与工人分享增加的收益，反而降低了伙食标准。就此，工人们多次提出抗议。对于工人的要求，厂主只是口头应诺，却从未真正兑现。一些工人放弃了努力。但在工会的领导下，剩下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始拆除工厂的设备，包括一些废弃设备。工人的目的是自己进行生产。到了这时，企业主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作价365万元，把工厂卖给全体工人。最终，工人从政府那儿贷款250万元，自己集资一部分，买下了工厂。[78]
<h4>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h4>
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过去几个月的劳工改革经验得到了总结和规范，并被写进了大会决议，以便在整个解放区进行推广。会议在哈尔滨举行，从1948年8月1日开到当月22日，共有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50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最初，只打算在春季和夏季召开“边区全体职工代表大会”，由各地基层职工代表在当地进行规模较小的会议。但在召开之前，会议的名字突然给更改了，会议的任务也大大扩展了。这么做是为了继承中国工人运动的传统，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前五次工人大会召开时，中国的工人运动曾达到高潮。[79]
大会不仅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明确了国统区和解放区工人运动的不同任务，还宣布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成立。1948年，中华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为全国总工会制定了一整套新的章程，并选出了工会新执行委员会的委员。[80]
就针对解放区的决议而言，它的对象既包括管理人员，也包括工人。关于前者的政策，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对于工人，大会采取的政策与1948年2月党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十分相似。工人政策似乎是“左”倾主义和试图克服这一倾向的折中和妥协的结果。大会承认，决议中的许多办法是临时性质的，许多具体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但大会的召开，的确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大会对1945年至1947年工人运动的早期经验以及“过分自信导致的错误”，进行了充分评估。新的工人政策更加注重生产，它的主要目的是尽快赢得全面和最后的军事胜利。
决议[81] 贯穿大会所有决议的，是这样一个核心主题：为了战争和革命的最终胜利，无论是资方还是工人，都应做出必要的牺牲。在工作时间上，决议主张工人每天工作8到10小时，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延长到12个小时。全国总工会在9月发布了一份补充文件，对决议进行了进一步解释，“这些特殊情况”包括无法立刻将工作时间减少到10小时的小企业以及必须24小时连续生产、但无法立即实行三班制的企业。委员会承认，不同企业存在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无法制定统一的规程。委员会还指出，解放区的休息日过多，应将每年的工作日调到300天或以上。[82]
关于工资，大会决议规定，一名工人的工资应该足够维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绝对的最低工资必须满足一个人在食、衣、住以及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基本要求。工资的计算方式最好能够激发工人的劳动热情，理想的工资制度是以计件和时间标准为基础的分级工资制。
然而，更多采用的仍然是分级工资制，而不是计件工资制，这反映出实施计件工资制是有难度的。早先，计件工资制被看作一种最好的工资计算方式，到这时，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大会决议规定，只有在能促进生产的地方，才应该采取计件工资制。在缺乏经验或生产流程不适于这一制度的地方，则应避免使用。张家口的一位工人领袖曾经批评日本人使用的复杂的工资分级制度在铁路工人中间制造了矛盾。现在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显然改变了看法，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值得研究”。[83]
在工资的评定上，大会批评了平均主义原则。大会指出，一些错误做法必须纠正，包括：给不同的企业设立相同的工资标准；给学徒和有经验的工人、体力工人和非体力工人发同等的薪水。一些地方根据家庭背景、政治表现、家属数量这类标准决定工人的工资水平，大会对此也提出了批评。对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依据他们的能力、教育和以往的经验确定他们的工资；手艺人和工匠将根据他们的技术能力和经验确定工资；体力劳动者将根据劳动过程本身以及工人的资历确定工资。决议要求解放区各个地方政府对同类行业制定一个指导性的工资标准，各个企业将依据这一标准，并结合工人的具体表现，确定他们的工资。
在新解放区，公有企业所有工人的基本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只有生活成本上涨时，才有可能增加工资。手工业工人、店员、农业工人的工资也和解放前一样。这一规定显示，自1945年以来，共产党的劳工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45年，共产党接管张家口后，立刻将所有工人的基本工资提高了一倍多。
大会承认，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通货膨胀就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赶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工资也得不断上调，而这一点实际是做不到的。共产党在张家口曾做过尝试，但没能成功。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采取措施，将通货膨胀给工人生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在价格波动严重的地区，即使是不同级别和工资水平的工人，领取的生活补贴也应是大致相同的。第二，工资可以以一部分现金、一部分实物的形式发放，但必须按照食物和燃料这类基本商品的当前价格计算。此外，公有企业应继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职工提供生活必需品。接下来，这种做法可能还会推广到私营企业中。
大会决议保证，无论男工女工或是儿童，都能实现同工同酬。妇女有45天的带薪产假，在生产之后的头3个月里，有15天假期，此后还可以休息30天。必须保证学徒的温饱。但他们不参与工资审议。只要有利于生产和技术进步，应保留年终奖、礼物和其他传统福利。
大会承认，由于战争，解放区政府无法保证每一个工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因此，雇主必须为员工的健康和安全负责，尽管产业工人大量集中的城市正在着手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指出，大会无法就工人保险和附加福利等问题达成一致。执行委员会自己提出了3种不同的临时方案。但实际上，几个月之后，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劳动保险方案。与此同时，政府还承担起帮助失业者的责任。
大会特别要求公有企业开展劳动竞赛以及劳动模范运动，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1948年8月之后，第六届劳动大会上制定的劳工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开办了合作社商店，为工人和政府职员提供生活必需品。1949年初，沈阳就开办了这样的消费者合作社。城市的每个区都有合作社的分部，目的是向该市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超过1.5万名市政员工提供生活必需品。[84]在5月，开始筹备建立为该市纺织工人和服装工人服务的合作社。合作社的货物由当地的国营商店提供，这些国营商店是在头一年11月沈阳解放之后建立的。与此同时，该市的大约5万名产业工人的工资一半以现金支付，一半以商品券支付。这些商品券只能在专为工人开办的消费合作社和国营商店中使用。[85]
苏联模式 根据报道，解放区各地区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支前”生产活动、劳动模范活动、评优活动以及其他此类的活动。1949年3月中旬，东北总工会发布了一道指令，要求所有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企业展开生产竞赛。获奖团体和个人将在“五一”劳动节的劳模大会上受到表彰，并获得荣誉称号和奖金。[86]
在这一时期，受到最广泛关注（赞扬）的一项劳工政策是东北建立的劳动保险体系。可以说，重新分配土地对农民有多么重要，劳动保险对工人就有多么重要。[87]该计划规定，雇主必须每月缴纳一笔相当工人总工资3%的费用，作为工人的保险费。这一劳动保险计划首先在公有部门7个主要的行业推行，它们包括：铁路、矿山、纺织、电力、邮政电报、军火以及军需供应。一旦工人死亡、受伤、生病、年老或者生育，将能得到相应的福利的补偿。私营企业保险基金的盈余可用于改善医疗和儿童保育设施。该计划还包括成立一个由东北总工会管理和使用的一般保险基金，这笔款项将用于修建和维护为工人、残疾人、孤儿服务的疗养院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的疗养院。[88]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原则，指导工会干部的宣传工作。大会指出，尽管新的保险计划无法解决所有工人的困难，但在战争时期，政府已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了。不仅如此，会议还表示，一旦全国解放，工人保险计划将立刻得到改善，共产党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和苏联一样的、覆盖全体工人的保险制度。苏联的工人保险制度被赞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能解决工人阶级所有的实际困难。[89]
就这些计划而言，无论它们设计得如何精细，初衷有多么良好，最终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它们实施的效果。这一时期，共产党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或许是，他们缺少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干部，而在新解放的城市里，这些经验和训练是十分必要的。[90]针对土地改革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干部能力不足问题，共产党1947—1948年间开展了整风运动。但就他们要完成的任务而言，干部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一些经验不足、往往是农民出身的干部，面临着复杂得多的问题。他们也无法立即解决这些问题。[91]
到1948年底，从华北调派干部到东北的计划被放弃了。相反，共产党准备将东北干部派往南方，因为那里有大批新解放的城市，急需干部接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招募干部和组织培训成了这一时期新的工作重点。东北局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除少数情况以外，所有县、区都必须任用新选拔的干部。该指令还规定，所有省、市、县党组织必须大力发展党校、培训班和其他专门学校，为革命培养出更多的新干部。[92]
关于工人问题，1949年2月20日，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一条指示。指示指出，这一时期所有城市地区工会和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培训大量的工人干部。指令要求在各地建立工人业余学校、技术培训班、休闲俱乐部、工人图书馆、工人政治学校。到同年6月，据说仅在哈尔滨一个城市，就有2130名工人参加了这类活动。[93]在这方面，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同样将苏联模式视为榜样——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经验十分有限。
一些俄文资料显示，苏联工会工作的经验被翻译成了中文参考材料。中国共产党把它们作为教材，培训新的工人干部。哈尔滨的中苏友好协会曾编制过一部这样的材料，介绍苏联工会干部的工作方式：苏联工会是怎样帮助工人提高文化素质以及生活质量的，劳动竞赛运动在帮助完成生产计划和发展苏联经济中起到的重要作用。[94]另一本小册子描绘了苏联工会和中欧“新民主”国家工会的作用和取得的重要成就。在这些“新民主”国家中，工会不仅帮助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水平，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此，中国的干部了解到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劳动竞赛的工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改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建立完善；工人能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孩子在托儿所得到妥善照顾，而这一切美好的变化同样将在中国发生。[95]
<h4>商业、工业和管理层</h4>
如果工人对共产党的劳工政策有所疑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商人和企业家的疑虑要多得多。他们的担心源于共产主义对私营企业的普遍反感以及中国共产党此前的某些具体言行。首先，事实证明，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利于解放区的某些生意的开展的——共产党禁止了许多非必需消费品的贸易。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这一禁令引起了热河、山东境内以及周围许多城镇商人的不满，尽管共产党试图“特别客气”地对待这些地区的商业人士。[96]
其次，我们还提到过，1946—1947年，在农村地区，地主开办的工商企业被视作封建经济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的企业被没收，变成了合作社，或交由政府管理。第三，中国共产党并不禁止，或者至少没有禁止它的基层干部“清算”地主所有的城市企业。与此相似，共产党最初也没有禁止城市工人向雇主提出过分的要求，就像它不阻止、甚至鼓励长工向雇佣他们的地主和富农索要更高的工资一样。必须指出，党的指令已对农村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城镇企业做了明确区分，并表明要支持后者。而这些行为是在这一指令制定之后发生的。[97]
如果对于某些地方发生的对中农的过激行为，我们还可以用有助于促进群众土地改革运动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几乎找不到相关资料说明，为什么共产党的城市企业政策和实际做法之间会如此不一致。或许这种不一致源自于共产党政治和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而在当时，对于共产党而言，政治目标是第一位的，因此激进做法被当成一种权宜之策。又或许这种不一致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些当地干部由于自身的原因，错误地执行了政策。由于严重缺乏具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第二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我们将在第九章描述劳工改革中激进主义的具体表现，读者将会看到，第一种情况确实存在。
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已经公布的政策和实际做法之间的不一致只会加深资本家的疑虑。正如一位自由主义的香港编辑指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共产党对商人和企业家的看法：
商人和企业家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他们既有公民的权利，也有公民的义务。但现在，一些政治理论家想把商人和企业家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就像有人说，他欢迎工商业与人民合作……这仿佛在暗示，商人和企业家和人民不是同一类人。这种观念遭到了商界的普遍不满。[98]
